疫苗：皇帝的新装
谦和既济LoontaDC 2021-07-09
关于这个话题，思考了很久，果然还不止一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整理资料如下：
麻疹疫苗被强制接种后的疫苗“病人”
U 2572 · 8 20
vivian1012
来源：https://a.xcar.com.cn/bbs/thread-15519728-1.html
2011-09-14
反对的声音
“一个三岁女孩的父亲”———这是北京大学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当时撰写博客反对这次强化免疫时的落款，他在文中明确表示将拒绝带女儿参与接种。
王月丹的专业身份令他成为最显眼的反对派。这些博客发表于去年9月初，被大量育婴论坛转载，形成反对的声浪。网络、短信中，小道消息迅速流传，称接种将使用“美国赠送的产品”，“完全可能是慢性毒药”，虽然在卫生部连发六文后得到澄清，但客观上壮大了反对声势。
戏剧性的一幕此时出现。王月丹删除了此前的博客，并在9月10日、接种启动当天凌晨发表新文，决定同意女儿参加接种，态度转变之大令人错愕。
在杂乱、寂静的办公室里，回忆起一年前的风波，王月丹语调平静。他坦承，转变的主因是疾控部门的多次沟通、交涉，但强调，自己的观点被误读也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最后同意女儿接种？是想告诉大家，它是安全的，我相信它的安全性，但我是个谨慎的人，偏保守，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大家没有仔细听取我的意见”，王月丹说，自己的反对源于程序原因，“中国有严格的计划免疫措施，经过了完善的科学论证，而强化免疫是临时性补救措施，只在疫情严重时才考虑，既然原来的免疫计划很理想，去年又没有预测到麻疹的暴发性流行，就没有必要大规模地强化免疫，应该相信原有措施。”
陶黎纳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医师，去年9月，他也发表了多篇博客，传播率比不上王月丹，但作为预防接种一线工作者，其观点具备相当说服力。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时隔一年，自己的态度仍明确，“强化免疫就是‘皇帝的新装’。”
他在博客中阐述，一般认为，接种1剂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是85%，接种2剂理论上可以达到98%(即85%+15%×85%)，已超过95%的阻断要求；接种3剂理论上可以达到99%，“直接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长远来看对消除麻疹也没有实质性帮助。”
卫生部在争论高潮时发布了《全国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问答手册(第二版)》(下称“问答手册”)，在介绍我国麻疹流行情况时指出，“2009年全国麻疹发病大幅下降，报告病例52461例，发病率达到3.9/10万，每10000例病例中仅有7例死亡，为历史最低水平，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将麻疹发病率降至0.1/10万以下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陶黎纳称，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另一面是，所有麻疹病例中，超过半数是不足8月龄的婴儿和超过14岁的人群，在上海、天津、北京、山东等地，这一比例更高达70%“也就是说，麻疹强化免疫的对象完全搞错了。”
卫生部陈述中的后半段，则与王月丹的猜测相关：“这次强化免疫，经济利益应该不是主导因素，中央财政投入的1.57亿元疫苗和注射器经费不算多，厂商赚不了多少钱，世界卫生组织(WH O )的要求倒可能是因素之一。”
王月丹说的“要求”，是W H O2005年提出的目标：西太平洋地区2012年消除麻疹。目标甫一出台，中国就积极响应，下发了《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希望在2012年将全国麻疹发病率控制在1/100万以下。
陶黎纳认为，周而复始的麻疹强化免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他透露，广东省2009年刚做完8月龄-14岁人群强化免疫，在去年的这轮强化免疫中，有将近3个年龄组儿童连续被强免；我国从2004-2009年有27个省开展麻疹强化免疫，累计强免1.86亿人。
卫生部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猜测，在问答手册中设置了问题：“此次强化接种是为了完成中国对WH O消灭麻疹的承诺吗？”答案没有直接予以否认，但强调，“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民健康”。
在卫生部针对此次强化免疫举行的通气会上，W H O驻华代表处扩大免疫规划组组长Lisa Cairns列席。她解释说，由于目前没有廉价、快速的方法，检测孩子是否对麻疹产生了免疫力，且少数孩子无法通过常规的接种获得免疫力，所以W H O才推荐这种“非选择性的强化免疫”，保护儿童的健康。
美国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博士廖俊林不同意这种“健康”论，并用计算佐证观点。他列举了多种严重异常反应的发生几率，与中国麻疹发病率比较，得出结果：打第二针时，发生严重异常反应的几率就有可能高过目前得麻疹病的几率，若打第三针，负收益更是高到了令人警惕的地步。
在问答手册中，卫生部承认异常反应的存在，但指出，“需要医院治疗的麻疹疫苗不良反应是极少的”。为了应对争议，卫生部除了连发六文辟“毒药”之谣外，还召开资讯通气会、组织在线访谈，坚持强化免疫的必要性，称“复种或者第三次接种，会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不断与反对者沟通，其中重点当然包括王月丹。
显然，强化免疫势在必行。
9月16日清晨，王月丹拿着知情同意书和接种卡片，带着女儿来到医院，经过老师、医生的询问、核实、登记，完成了注射。他把这些也记录在博客。而当胡永彬几个月后读到他的博客时，已与儿子胡侨阴阳两隔。
一龄童之死
去年9月，在广州打工的胡永彬还不会上网。电视上，他看见了卫生部的批驳、澄清，头一回听说强化免疫。胡永彬急忙打电话回老家重庆合川，要妻子温章春记得带胡侨去接种。
9月14日赶集那天，为图方便，温章春带着刚满1岁的儿子坐船渡河，到与娘家仅一河之隔的四川省岳池县赛龙镇接种。
后来的诊断报告里称，卫生院的接种医师询问了健康状况、有无接种禁忌，还告知了接种注意事项，但据温章春回忆，卫生院里接种繁忙，陆续有几十个孩子来打针，医师只递来一张纸，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走。
“带去就是为了打针嘛，之前打过那么多疫苗，也打过麻疹的，没想过会出事”，温章春回忆说，**在右胳膊，孩子哭闹了一小阵，没有被要求留院观察，就踏上了返程路。
医生也没嘱咐她，不可随便用药。当第二天早晨孩子发了烧后，温章春喂了他点退烧药，未能击退热度。16日，她将孩子带到接种的赛龙镇卫生院，医生诊断为正常反应，只是让护士用酒精给孩子擦了擦身。烧仍没退，16日晚上孩子彻夜哭闹，到17日傍晚已口唇青紫、两眼上翻，温章春这才将他急送到合川区龙市卫生院就诊。
从合川区人民医院，再到重庆市儿童医院，胡侨的病情一再加重，持续昏迷。直到18日傍晚胡永彬打通中国疾控中心电话时，孩子接种后疑似异常反应的情况才得以上传。对方答应，协调接种地四川与户口地重庆，合作处置此事。
当晚9点50分，胡侨死亡。
接下来的一天里，胡永彬花了一百多块钱打电话，国家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协调后建议，由重庆疾控中心来做尸检，以资鉴定。
“主治医生一开始劝我，别做鉴定，‘中国没几个地方能鉴定说疫苗引起了死亡’，但后来听说是国家在协调，又觉得有希望，让我把清单都打印好，可能用得上”，胡永彬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不管周围的非议，坚持接受尸检、鉴定，想把事情弄明白，“医生说，能调动国家来协调，肯定不简单。我也觉得，怎么都会给出个公正的结论。”
等待尸检结论时，夫妻俩学会了上百度贴吧、聊QQ，网络打开了视野，让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国家还有许多和自己一样奔走的家庭。在贴吧和QQ群里，他们认识了李玮翔的父亲李贵宾、张钰佳的父亲张林，在交流中他们感觉到，“医疗维权难，疫苗维权更难。”
事实似乎印证了这种判断。去年11月底、12月初，尸检结果与诊断报告先后送达，专家的论断令胡永彬心凉：偶合。
对这对打工夫妻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概念。卫生部在问答手册中解释说，偶合是指受种者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前驱期，疾病在接种后发作，与接种仅在时间上有巧合关联，并无实质联系。
细究文书，这个结论并不能令夫妇俩信服。病历显示，胡侨在治疗中凝血异常、重度贫血，医院一度为其输注血浆、凝血因子，并怀疑死因之一为血液系统疾病。这项猜测未被列入考虑。尸检结果称，胡侨的胃底部胃壁平滑肌变薄，变性坏死、出血及胃壁穿孔，出血达致死性出血量，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
重庆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撰写的诊断报告采纳了这一结论，并在排除过敏性休克和疫苗注射部位感染后，断定死亡与接种无关。
胡氏夫妇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他们不明白，孩子原本健康，缘何突然胃部穿孔出血？又为何会出现凝血异常？联想到李玮翔、张钰佳的血小板低下状况，他们要求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解释原因，后者未能给出回答。
胡永彬透露，自己多次联系梁晓峰，最后惊动了卫生部部长陈竺，“陈部长找了重庆，市里才给了6万元人道补偿，而且要签协议，保证不再上诉。”
事实上，这个条款有些多余。按照问答手册，即使胡永彬对诊断报告不服，也只能向重庆市医学会申请鉴定，作为最终结论；医学会与组织专家组的省级疾控机构属同一系统，这样的体制设定，让夫妻俩被多位律师拒绝。
回到广州，坐在白云区一间月租400元的旧屋里，想起儿子的死，两人还会流泪，“打疫苗本来是孩子的福利，现在怎么成了伤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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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1012
2011-09-14
4楼
等待“办法”
跟胡氏夫妇比起来，安徽芜湖的张林与北京的陈军(化名)似乎要幸运些。像他俩这样在专家组调查诊断中获得进展的，在众多疫苗问题家庭中少之又少。
去年9月11日，张钰佳被妈妈带去芜湖市镜湖区吉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当晚就开始发烧。23日，张林带儿子去芜湖中医院检查时，一度以为机器出了故障：儿子的血小板仅39个单位———正常值应在100到300之间，低于50就易内出血，低于20则易颅内出血。
孩子次日入住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时，血小板已跌至15个单位。临床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列入问答手册的异常反应之一，发生率约为30/100万剂次。
和钰佳一样，陈军的儿子成成(化名)被送入医院时也宣告病危。医生判定他得了4种病：急性波散性脑脊髓炎、疱疹病毒感染、中度贫血和吸入性肺炎。脑病同样列入了问答手册，发生率小于1/100万剂次。
他们奔走。经过芜湖市、北京市的专家组调查诊断，他们都获得了相似的结论：不能排除是麻疹疫苗引起的异常反应。
话虽含蓄，在张林看来，却已是疫苗问题家庭获得的最有力证词。王月丹赞同张林的看法，“‘不排除’，是最有利于患者的话了。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所谓不排除，其实就是肯定了。”
持着这柄“尚方宝剑”，维权的路却非一帆风顺。
5月11日，张林又出现在芜湖市卫生局的办公室里。对于如何进入市**大楼这座宏伟的建筑，他已驾轻就熟，办公室里的人对他也毫不陌生，随意地招呼，“来了啊？今天领导不在。”
接下来的对话，对张林来说再熟悉不过。他又一次从省卫生厅获得建议，“再找芜湖商量商量”；这边则重复着，“财政上拿钱很难，程序非常复杂，两个局长开了两次协调会了，这种钱从来没有支出过。”
又是奔走。张林几乎每星期都去一次省厅，一个月下来，省厅的一位局长终于答应给市里下个文件，要求为孩子会诊、看病，协商补偿；可到了市里，依旧无法解决，倒是出具了新一份的诊断结论，确定孩子的病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在省市的互相推诿中，张林似乎觅得了一线希望，但又卡在了新问题上———省卫生厅表示，要等安徽省出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才好计算补偿。记者查询发现，安徽省2009年就制定了《安徽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草案)》，并赴京征求专家意见，但此后再无消息。
陈军在北京也得到了一样的回复——— 补偿办法还在公示，建议等着。
还是奔走。张林先后拿到了13万元补偿，相比30余万元的花销，这个数字无法令他满意，他还打算上北京。陈军则与卫生部门达成一致：参照脊髓灰质炎疫苗异常反应的条款协商补偿。距离事情的完满解决尚远，他们都还需奔走与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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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1012
2011-09-14
5楼
只剩信念
奔走与等待，是让李贵宾绝望的词。
为省钱而取消了家里的宽带后，他只是偶尔跟张林通个电话。“他比我会钻”，听说张林的进展后，李贵宾赞赏地说，再琢磨一会，又补充道，“他的经济状况也比我稍强点。”
濒临崩溃的经济已让他无暇奔走。一家三口所住的是姐姐家的房子，位于哈尔滨城市边缘的一处陈旧小区，楼道的墙都已斑驳。早先联络多的时候，他还会劝张林，少给孩子用激素。现在，张林一边减少激素用量，一边用上了每月三四千元的中药，李贵宾则刚换了医生，把每周400元的药方换成了每周100元的药方。
毕竟，张林原是公司的管理层，欠下15万的外债，还能勉强周转；李贵宾原本干的是铁艺，还指望着妻子新开张的发廊能挣点钱，可儿子李玮翔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时刻离不了人，妻子只能转手发廊，全职照看，李贵宾每天打零工挣百来块，成了家庭全部收入。
“我打过几次电话，区疾控的人说不是疫苗引起的，我让给证明，他们说可以花万把块去鉴定，我哪有那个钱？”李贵宾无奈，“我有心想去找，但也必须生活，现在一天不干活，孩子的药费就可能续不上。”
事实上，当南都记者走访道里区、哈尔滨市两级疾控部门时，工作人员尚对李贵宾家的事一无所知。
河南新乡农民张兆华能理解李贵宾的心情。家里的饭桌上，除了馒头、稀饭、咸菜，已难看到其他菜，两个儿子性格迥异，小儿子调皮捣蛋，大儿子张俊龙才12岁，已经开始唉声叹气。去年9月15日，他从操场上被同学喊去打针时，父母甚至都没听说过强化免疫活动。
“他是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很麻烦，不好治愈，发病的原因很复杂，跟疫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没法确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徐学聚医生说。
鼻眉之间鼓起的包记录着孩子曾遭的罪。最低时，血小板只剩下几个单位，护士只能使劲往他鼻子里塞棉花，去阻挡止不住的血，以至于棉花把鼻腔摁坏，还伸到了嘴里。接下来的日子，一边治着再障，一边还数次住院，治疗流脓的鼻子。
“不敢找医院理论鼻子的事，怕他们一生气，不管治再障了”，老张坦承心情，“县里不承认是疫苗引起的，又没钱做鉴定。能借的钱都借完了。”
张林的隐忧也未除，“担心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转成再生障碍性贫血，山东临清的孙海明女儿就是这样，手部还坏死了，所以要想办法，尽快把病治好。”
然而，无论张林、张兆华，还是李贵宾、陈军，都已债务满身，步履艰难。治疗拖垮了这些疫苗问题家庭，支撑他们的，或许只剩下信念。“我和爱人有这么个信念，只要孩子在身边，失去一切、花多少钱，我都认了”，李贵宾说。
回望与反思
“风险再小，也没有必要搞这件事”，这些认定、未认定的异常反应案例，就是王月丹所说的风险。
他解释说，“风险是个群体性概念，麻疹有风险，接种也有风险，希望通过这次强化免疫能让公众明白，选择比评价疫苗本身是否安全更加重要。”
陶黎纳将强化免疫定义为“一种粗放的、一刀切式的公共卫生策略”。据他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预防接种工作基础薄弱，人群麻疹疫苗接种率普遍不高且缺乏书面接种记录证明，“对人群进行书面接种记录验证后对无接种史者进行接种在操作上反而显得繁琐，无论接种史都接种1剂麻疹疫苗有利于简化接种流程和迅速提高该人群的麻疹免疫力。因此，麻疹强免只是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的一种公共卫生行动，且只应该用一次，之后应该靠常规接种工作保持人群的免疫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着手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免疫规划，去年参加强化免疫的孩子大都持有疫苗接种卡，上边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疫苗接种次数，在王月丹看来，继续采取这种不问接种史的公共卫生行动就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即使他们早在去年9月初就发表这些观点，仍未改变强化免疫的执行。
“就好比一艘航空母舰出海了，再想要它回来就需要非常大的力量———箭在弦上，近亿支疫苗都制造好了，难道要浪费1.53亿的投资？要改变院士这一级的那些预防医学专家的观点是很难的，他们担心传染病，却忽略了疫苗本身的风险”，王月丹说，“其实，不需要的地方宁可浪费。”
在他看来，在大部分地区没有麻疹流行的情况下，首先不应采取这种过激决策，真的要执行时，也应检测血清阳性率，看孩子们拥有抗体的比率，“花钱检测比直接打疫苗保险，现在决策时应该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毕竟不是刚解放的时候了，当时传染病比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威胁大，应该抛弃那种温饱型想法了。”
陶黎纳则认为，血清学检测各方面成本较高，更科学、节约的做法是根据接种证查漏补种。
卫生部门并未采纳这些意见，仍按原有方案实施了强化免疫。在今年1月的全国卫生工作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称，包括去年9月这一次在内，2010年全国范围完成1.02亿人次(有专家估计，去年9月的强化免疫实际接种人数在8000万左右)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麻疹发病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5.8%。
然而，强化免疫的效果并不全都这么喜人。一位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去年的这轮强化免疫对免疫规划工作打击重大，“主要是对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工作量非常大，又不被某些群众理解，个人也未增加收益。医务人员工作热情下降，影响工作质量，接种率低，疫情升高，(同时还要)开展其他补充免疫、查漏补种等大量工作，这是恶性循环。”
尽管有这些负面效应，她依旧相信，全国统一时间开展强化免疫是有必要的，“有过接种史，也有可能免疫失败的。或者某些由于个体原因，抗体下降得比较快，即持久性差，所以国家出钱再次加强免疫，是好事。”
时隔一年，观点的交锋并未缓和，接受采访时，王月丹提醒说，反思强化免疫尚未到时候，“美国1976年有一位士兵死于猪流感，刚上台的福特总统需要树立权威，所以展开强化免疫，当时就造成13例死亡、1000多例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件事直到2007年还有争议，所以讨论中国的强化免疫可能还需要时间。”
“不过，经过这一次，强化免疫在很多年之内应该都不会搞了”，王月丹说，“卫生部的工作重点是医改，而且人们的知识层面改变了，不像几十年前。”
南都记者 叶飙
发自黑龙江、河南、北京、安徽、上海
(南方都市报)
2011-09-14
不再被。。。。。。。
此疫苗没有任何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不了抗体。《皇帝的新装》。
此类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
来源：https://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26386474 本帖关闭
来源：https://guba.eastmoney.com/news,qa,985045700.html
皇帝的新装！印度在欺骗全世界！记者勇敢揭露疫情数据骗局
亚太日报 Shannon
4月1日，当拉杰什-帕塔克的妻子带着女儿在甘地纳加尔的一家医院进行新冠检测时，看到两具覆盖着塑料布的尸体被抬出医院。但是，当天的政府数据却显示，甘地纳加尔地区的新冠死亡人数为零。这种情况让有着98年历史的《传讯报》的常驻编辑帕塔克感到很震惊。
帕塔克随后派他的记者们到古吉拉特邦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最大医院进行深入了解。随着每一次谈话的结束，他们的怀疑变得愈加清晰 —— 该医院的新冠死亡数据与现实明显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4月12日凌晨，由三名记者组成的调查小组，坐在这个包含六栋建筑的医院外，数着从里面搬出来的尸体数量，直到当天下午5点。在17个小时里，他们看到了至少有63具尸体被运离这里。但当天的政府数据则显示，整个艾哈迈达巴德地区只有20名新冠患者死亡。
超负荷工作的火葬场
“传讯报小组”在当地走访了各个医院、火葬场和村委会，试图确认并记录此刻危机的程度。
仅4月12日一晚，在“死亡服务台”（记者沙阿给家属收集尸体的区域起的名字）的等待时间就长达15小时。他怀疑有些延迟是故意的，以避免火葬场内的拥挤，因为火葬场已经爆满了。
传讯报小组想得出一个更全面的计数方法。他们认为收集火葬场的火堆计数可以让他们更接近这个城市的实际死亡人数。当然，火葬场业主和高级官员要么无法联系，要么讳莫如深，所以他们需要采取别的方法。
4月16日晚，三人记者小组驱车超过150公里，与21个不同火葬场的低级员工交谈，收集到每天约有多少具感染新冠病毒的尸体被火化的大概数字。
在他们调查的当天，艾哈迈达巴德地区有25人被宣布因新冠死亡。但在他们的报告中显示，真实数字是这个数字的近10倍。
“在我32年的生活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死亡，”记者拉托德感到很沮丧。
由于一天中无法同时访问多个地区，所以《传讯报》在全邦的六个报社都联合起来了。艾哈迈达巴德、甘地纳加尔、瓦多达拉、苏拉特、拉杰科特、巴夫纳格尔和贾姆纳格尔的记者们开始通过电话从医院和火葬场收集数据。
随后他们公布了4月里多天的新冠死亡人数。其调查结果都让每个城市的官方数据都黯然失色。
埃默里大学的流行病学家盐田加代子告诉《纽约时报》：“由于医院不堪重负，许多新冠患者的死亡发生在家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在官方统计中统统被漏掉了。
莫迪和有缺陷的古吉拉特邦模式
少登记死亡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在许多方面，印度人民党（BJP）所统治的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新冠管理漏洞的一个缩影。
在莫迪扬名全国之前，他在印度西部的这个邦担任了近15年的首席部长。他的任期经常被引为快速发展的典范 —— 他在兴建高速公路和机场方面功不可没，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都能做到全天候的供电。
莫迪通过投资、税收优惠和补贴促进了该邦的工业发展。当他在2014年竞选成为总理时，他承诺会将这种“古吉拉特邦模式”普及到全国。
但是，如果这种模式在医疗危机面前崩溃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在2014年选举之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就曾质疑过这一战略模式对医疗设施的重视程度不够。
“没有人理解古吉拉特邦模式只意味着宣传、头条新闻和公关管理，”印度国民大会成员拉吉夫-萨塔夫在4月份告诉记者。他指出，在过去的25个年头里，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期间，没有在该邦增加一所医院。萨塔夫于5月16日因与新冠有关的并发症而去世。
在过去的几年中，古吉拉特邦的医疗预算不断下降。在该邦，平均每10万名公民只有75张医院床位。这里政府医院的医生短缺情况更是令人担忧。
不止是死亡数据的差异说明了印度的疫情已经失控，其他几个系统：医疗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的匮乏、药物的短缺也都显示出了莫迪政府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失败。
古吉拉特邦出现问题的第一个主要迹象是瑞德西韦针剂的短缺 —— 该州的药品短缺、黑市交易和假冒伪劣现象一直十分猖獗。随后的病床爆满，医疗机构面临的严重氧气短缺，还有该州被数次暂停的疫苗接种活动都使人对古吉拉特邦模式感到失望。
专栏作家、大赦国际印度分部前执行主任阿卡-帕特尔最近在《国家先驱报》上写道：“古吉拉特邦模式期望私营部门可以照顾到公众健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门生意，会有消费者。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做的。”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政府却正在忙于描绘一幅美好的画面。
5月1日，印度政府大张旗鼓地发起了“我的村庄无冕之王”的倡议。根据该倡议，5月9日，印度政府表示已经设立了超过137,774张床位。然而，在那一天，尽管官方数据显示有超过47,000个新冠病例，但只有5,638张床位登记被占用。
“政府的概念是，所有病患都应该转移到这个新冠护理中心（这样他们就不会传播病毒），但没有人去那里，” 《传讯报》的高级记者维韦克-奥萨说。他与古吉拉特邦各地的40多位村委会主任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表示由于药品的匮乏，人们对来这些医疗中心犹豫不决。
“如果没有氧气和瑞德西韦注射剂，那也没关系，因为它们必须在医疗监管下运转。但政府说‘我们有药品、血氧仪、温度计、医护人员’ —— 这些都不是真的。”奥萨说道。
在努力揭示严峻现实的同时，记者们也在与自己的心魔作斗争。
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惧不断笼罩着现场记者。在第二波疫情中，《传讯报》的团队也未能幸免于难。超过一半的工作人员在这一时期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帕塔克，他在4月的第二周被确诊了。帕塔克的妻子开车去了他们居住的甘地纳加尔的13家不同的药店，最后只买到了他所需药量的一半。
除了生理上的病痛，心理上的影响也很严重。当拉托德为他的新冠死亡数据采访拍摄时，另一个使人痛苦的故事在他眼前呈现出来。“病人们等得太久了，”他说，“如果你在晚上12点乘坐救护车来医院，那么轮到你（接受治疗）的时间将是第二天的12点。”他所拍摄的几个病人在汽车、人力车和人行道上等待接受治疗。许多人在等待中就已经去世了。
达特新闻和创伤中心的研究主任埃琳娜-纽曼说：“目睹死亡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目睹他们所看到的死亡程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就像莫迪政府一样，古吉拉特邦的州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淡化这场危机。
“我们曾经发过一张救护车的照片，说它正停在那里未被使用。第二天，我们收到通知说它是报废车辆。”帕塔克说。
“在一个叫Morva Hadaf的村庄，一位部长访问了当地的一家新冠医疗中心。但当他一走，到了晚上，所有的病人都回家了。因为这些‘病人’的检测结果其实都是阴性。但当部长被询问时，他称这些人都是病人，”奥萨补充说，“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甘地纳加尔区的另一个村庄，这只是为了拍照而已。”
但让传讯报团队坚持继续前进的，是他们秉承正确道路的信心。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
来源：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21767
炙手可热的“mRNA”疫苗，是未来还是“皇帝的新衣”
疫苗可预防数百万种疾病，每年可挽救无数生命。由于疫苗的广泛使用，天花病毒已被彻底根除，并且脊髓灰质炎，麻疹和其他儿童疾病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已大大降低。
常规的疫苗方法，例如减毒和灭活的活病原体，可为各种危险传染疾病提供持久的保护。尽管这些疫苗取得了成功，但是针对各种传染性病原体，尤其是那些经常变异的病原体，仍然存在不足。此外，常规疫苗方法也可能不适用于非传染性疾病，例如癌症。
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更有效和多功能的疫苗平台。mRNA疫苗或许是一种替代传统疫苗的有效方法。
mRNA疫苗是将含有编码关键致病组分的mRNA片段注入体内，常辅以脂质体（LNP) 以提高稳定性和传递效率，通过其表达的蛋白诱导免疫应答，可以激发人体体液免疫（产生抗体）和细胞免疫。
mRNA疫苗的工作机制 来源：CDC
其实早在1990年时，研究者便发表了一项在动物中成功使用体外转录（IVT）mRNA产生蛋白质的研究。当时研究员将报告基因mRNA注入小鼠体内，居然检测到了蛋白质的产生。
Direct gene transfer into mouse muscle in vivo. DOI: 10.1126/science.1690918
紧接着，在1992年，Scienc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后续研究表明，在下丘脑中使用血管加压素编码mRNA可以在大鼠中引起生理反应。但是，鉴于对与mRNA不稳定，先天免疫原性高以及体内效率低下有关的担忧，使得当时的mRNA治疗药物并未得到大量开发。
随着医疗的发展，研究员不断的尝试修饰和设计mRNA，让它可以潜入细胞中而不会惊动身体的防御系统。改善的技术使mRNA疗法不断受到大家的重视！在过去的十年中，重大的技术创新和研究投资使mRNA成为疫苗开发和蛋白质替代疗法领域中有希望的治疗工具。
尽管大多数时候都听说的是COVID-19 mRNA疫苗，但mRNA疫苗绝不是新型未知技术。研究人员几十年来一直在针对各种疾病研究和使用mRNA疫苗。人们对这些疫苗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利用现成的材料进行开发。这意味着这一过程可以标准化和规模化，使疫苗的开发比传统的疫苗制造方法更快。
与亚单位，灭毒和减毒的活病毒以及基于DNA的疫苗相比，mRNA的使用具有几个有益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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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安全性：mRNA在细胞质中活动，避免了基因组整合，因此没有潜在的感染或插入诱变风险。此外，mRNA通过正常细胞过程降解，并且其在体内的半衰期可以通过使用各种修改和递送方法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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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功效：各种修改使mRNA的更稳定。可以通过设计、优化mRNA以调节免疫原性，还可以可根据病毒突变，灵活改变抗原。高效的体内递送可以通过配制成的mRNA的载体分子，从而允许在细胞质快速摄取和表达来实现。因此，避免了抗载体的免疫，并且可以重复施用mRNA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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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产：由于其体外转录反应的高产量特点，mRNA疫苗具有快速，廉价和可扩展的生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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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DNA(脱氧核糖核酸)是一种双链分子，它储存了身体细胞制造蛋白质所需的遗传指令。而蛋白质则是人体的 “主力军”，身体依靠数百万个微小的蛋白质来维持生命和健康，它使用 mRNA 来告诉细胞要制造哪些蛋白质。
mRNA和DNA一样关键。mRNA是一种单链分子，它将遗传密码从细胞核中的DNA传送到细胞的蛋白质制造机器–核糖体。也就是说，细胞利用mRNA将DNA基因转化为动态蛋白质，如果没有mRNA，人体遗传密码永远不会被身体使用，蛋白质也将不会被制造出来，而人体也就不能执行各项功能。
如果你可以设计你自己的 mRNA，理论上你可以创造你可能想要的任何蛋白质——接种疫苗的抗体、逆转罕见疾病的酶，或修复受损心脏组织的生长剂。换句话说，mRNA疗法就是将药物工厂置于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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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转录产生一种特定蛋白质的DNA序列的RNA拷贝–mRNA。2.mRNA从细胞核传到细胞的细胞质部分，其中含有核糖体（核糖体是细胞中负责制造蛋白质的复杂机械）。3.通过翻译，核糖体 “读取 “mRNA，并按照指令一步步创造蛋白质。4.细胞将蛋白质表达出来，进而在细胞或体内发挥其指定的功能。
近年来，mRNA备受资本追捧。
mRNA三巨头之一的Moderna于2018年底IPO，其募资规模高达6亿美元，创造了彼时生物技术企业IPO融资记录；
2019年7月，同属mRNA三巨头的德国BioNTech则获得了3.25亿美元的超高规模B轮融资；
2020年7月，另一巨头CureVac宣布完成6.4亿美元融资。此外，马斯克也宣布特斯拉将为“总部位于德国的CureVac公司打造RNA微型工厂”。据悉，特斯拉建立的RNA生物反应器（RNA Bioreactor）可以制造疫苗及生产药物。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显示，在过去十年中，mRNA已经成为一种很有前途的下一代技术。此前，mRNA疫苗已经被研究用于流感、寨卡病毒、狂犬病和巨细胞病毒（CMV）等针对其他新兴传染病的预防性疫苗。
科学家们正是根据获得的导致新冠病毒的必要信息，开始设计mRNA指令，让细胞产生无害的新冠病毒尖峰蛋白，从而激发体内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产生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
除了疫苗之外，还可以创造一类新的药物来治疗囊性纤维化、心脏病、罕见的遗传病，甚至一些癌症。现在，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正在寻求利用mRNA来实现一个诱人的更大目的：治疗慢性疾病。
今年2月，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orld Laureates Association，WLA）首次面向全球发布年度报告。这份被称为《WLA年度发布》的报告，主题为《希望之光，疫情下的科学突破》。这份近三万字的《WLA年度发布》报告中，涵括了24个科学热点，mRNA疫苗自然也成了该报告的重点之一。
来源：World Laureates Association，WLA
WLA表示，有3位三位诺奖得主都提到了mRNA疫苗技术的快速和高有效性。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Randy Schekman）简述了mRNA疫苗的原理，并表示大流行释放了全球各地生物科学力量来设计疫苗，以阻止致命病毒的传播；
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让-马里•莱恩（Jean-Marie Lehn）强调mRNA疫苗开发是应对疫情中最重大的突破；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指出，尽管针对新冠病毒基于RNA疫苗的快速和极高效率开发，在当前受到普遍称赞，但是人们还未能充分了解基于基础生物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在医学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的科学意义。
对于mRNA技术，他们表示，除了针对新冠病毒，它还有更为广泛的治疗潜力，可以说开创了一个用于更广泛疾病治疗的“mRNA时代”。
1997年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获奖科学家理查德·海因斯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他表示，显然，不需要复杂冷链的单一剂量疫苗，在对抗这种（以及未来的）“大流行”中将非常重要。
总之，当下的mRNA疗法真的可以用炙手可热来形容。
早期临床前的大量研究数据为这一领域做足了铺垫。但是任何一项新技术，人体药效的验证和临床副作用，任何一点得不到很好的解决都会让mRNA疫苗跌下神坛。mRNA疗法到底是“未来疫苗的大门”，还是“皇帝的新衣”？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微信公众号“梅斯医学”
来源：https://www.toutiao.com/a6971353142273524231/
也有人质疑，中医治疗新冠是皇帝的新装，真效果是不怕质疑的，
为什么说吹嘘中医抗疫是在自欺欺人，是皇帝的新装？
来源：https://www.wukong.com/question/6978836598486368527/
吹嘘中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起到重要作用。纯粹是中医自己抬自己的屁股，白费力！也就是自欺欺人！
因为中医没有单独分组治疗。缺乏说服力的证据，能证明中医药起到好的或者坏的作用。历史也证明中医药对传染病没有办法。
中国近代史记载入史册的传染病，像天花病、鼠疫、小儿麻痹,麻疹,结核病、旧社会性病梅毒等等。包括医科大学传染病教科书目录上所有的传染病没有一个中医药能治好！都是近代发明了疫苗和抗菌素才能预防和治疗好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中医没有变，加工方法没有变。说现在能抗击新冠肺炎了。为什么原来不行呢？今天太阳竟从西边出来了！只靠嘴说难以服众！
第一、因为没有特效药。轻症新冠肺炎病人，都是一般的支持治疗。依靠病人的自身的免疫力就能痊愈。
第二、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的生命都是西医医生冒着被感染的危险面对面插管吸氧和人工心肺呼吸系统抢救的！事实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中医没有任何关系！
用户无忧子
06-28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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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医望闻问切（感觉）是无法诊断（找出）病因，只能用忽悠式结论外感邪入。
如果防护隔离消毒等现代预防医学不参与，中医接诊，望闻问切过后，中医医生就成了病人，成了传染源。
中医粉完全看不到党和政府英明领导和正确决策，看不到最美逆行者的无私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抢功摘桃，胡吹一气。
中医药参与疫病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