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专家既然被新冠“卡脑子”，就该放开权力让中医来防治疫情！
2021-06-08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西医专家，因为他们基于科学的思维，总是会不经意间说出一些很真实的话来。比如最近高福就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现在咱们不是被病毒“卡脖子”，而是被病毒“卡脑子”。简单来说，就是高福等专家认为，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所以只能让它流感化。
看看，专家说话就是实诚，而且还说得恰如其分。一个“黔驴技穷”，道出了多少奥妙？说实话，这真的不怪这些西医专家，他们也很努力了。他们搞显微研究，搞疫苗，然后又想着法子让老百姓打疫苗。最后却发现，疫情还是越来越流感化了，疫苗对于疫情的控制作用似乎也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你看西医在广州接种疫苗弄得多积极？可是这疫情一来，该感染的还是感染，甚至现在感染都查不出来了，核酸查了好多次都是阴性的，最后却还是爆发了疫情。这难道是西医专家们不努力吗？这显然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真的被“卡脑子”了啊，硬是想不通，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咱们说，医生治不好病其实不可耻。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会不一样，有的疑难杂症，不能治疗的医生他就是治不好；能治疗的医生他就是治得好。这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所以西医面对疫情遇到被“卡脑子”的状况，咱们是绝对不嘲笑人家的，人的愚蠢与智慧本来就有差别，又有什么值得可笑的呢？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一个医生，他们自己都说被某种疾病“卡脑子”了，自己都承认对于这种病毒没有“特效药”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总是要把持着对于这种疾病治疗的话语权呢？治不好病的医生不可耻，但是治不好病还非要让人家用自己的方法治疗，甚至还要人家花大把的钱去治，这不是谋财害命吗？
当然，这其实也不完全怪专家。因为很多专家在论及疫苗和疫情时都是非常谨慎的。包括咱们的钟南山院士，他就曾经表示现在的疫苗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包括无症状感染者会不会传染等等。所以他的这些结论其实是可以推导出，不能够强行引导全民接种疫苗的，因为这个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
何况高福自己都表示，科学家现在因为这个而被卡脑子呢？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媒体，他们裹挟着一些医疗利益集团，就是要制造错误的舆论。他们忽悠老百姓全部都去打疫苗，甚至不无恐吓的对老百姓说，不打疫苗以后不让你们出入公共场所。这是什么言论呢？这是造谣和恐吓，官方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西医专家自己都表示，已经被病毒“卡脑子”了，为什么有的人还是要强行把疫情防治的权威放到西医的手上呢？明明知道他们现在没有特效药，也没有足够有效的方法，为什么还让他们扛大旗呢？我们认为这不是支持西医的发展，而是把西医赶向一个绝路，这西医越管事要是病情越严重，以后谁还相信西医呢？
所以，既然西医专家自己都承认被病毒“卡脑子”了，那么就应该让西医把疫情治疗的指导权放开，让我们的中医主导疫情的防治。因为中医并没有被这个病毒“卡脑子”，中医不仅仅对新冠有有效药，而且还不需要花费数千亿就能达到非常不错的效果，为什么不让中医来主导疫情的防治呢？
延伸阅读：
【人类认知水平的限制，当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极限。
在世界科技竞争大格局中，我们自身不仅遇到了“卡脖子”问题，全人类还共同面临着制约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卡脑子”问题。
通俗地讲，“卡脖子”问题是我们跟世界科技强国相比，遇到的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而“卡脑子”问题，则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对颠覆性科技变革的欠缺。】
高福院士：释放创造力解决“卡脖子”与“卡脑子”问题
高 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科学通报》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结构免疫学，如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递的机制以及艾滋病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等。
*采访：杨柳春、赵军、刘天星；撰稿：赵军
《院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强调“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性。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我们注意到，您最近主持翻译了《创造力危机——重塑科学以释放潜能》一书，这本书聚焦“创造”，谈了很多科技体制机制和文化的内容，书中有很多原创思想和全新思考，可以说是一本让读者有启发有收获的好书。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流行病学领域的科学家，您认为翻译这本书对中国科技界有什么重要的启示或者借鉴意义？能否概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高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为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作出的战略新判断，其丰富内涵，我还理解得很浅显，这里只能从我自身角度谈一点感受。从“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三创”（创新、创业、创造），我认为体现了我们已经从侧重理念的创新、侧重实践的创业，上升到了强调精神的“创造”阶段。“三创”不是个别领域和某一方面的创新创业创造，而是全面创新创业创造，涉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全要素、全系统、全方位的改革创新，是涉及伟大民族精神内核的创新重塑。
当前, 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加剧，科技创新环境日益复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围绕创造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这表现在各国纷纷将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围绕科技人才、资金投入、科研产出质量、评价体系和科学文化建设等展开角逐。
然而，受人类认知水平的限制，当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极限。在世界科技竞争大格局中，我们自身不仅遇到了“卡脖子”问题，全人类还共同面临着制约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卡脑子”问题。通俗地讲，“卡脖子”问题是我们跟世界科技强国相比，遇到的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而“卡脑子”问题，则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对颠覆性科技变革的欠缺。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引发人们对创造的思考？这就是我们翻译《创造力危机》这本书的初衷。到今天，我们的科学甚至还是启蒙阶段，我们对科学的认知还需要花时间，需要真正回归科学，去思考科学、激发创造力。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探讨如何保持科学研究的“谨慎”与“创造”之间平衡，以释放科技界的颠覆性创新潜能的力作，内容涵盖了科技体制机制、科学文化和科学史等诸多领域。
简而言之，我们试图解答这样的悖论，即当今的科学所具有的变革性和创新潜力是空前的，但是科技界在开展科学活动时过于谨小慎微，因而无法将这些潜力转变为现实。书中蕴藏了许多原创性的思考，包括对决定科学“创造性”和“谨慎性”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运用大量的事实、案例、研究结论以及科学史经典故事，探讨如何重构科学生态系统从而恢复谨慎与创造的平衡。
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主要有两重。一方面，中国科技快速发展，也面临“卡脖子”技术甚至“卡脑子”问题，迫切需要提升科技界的创造力，也存在“创造”与“谨慎”的平衡问题，书中的许多观点有现实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这本书是原作者对美国科技发展的深入思考和反思，中国科技水平距离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美国人对他们的科技体制机制的反思对中国就格外有针对性意义，可以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还去其“糟粕”，对于中国科技实现“弯道超车”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发现最近的大讨论中，有人质疑“弯道超车”，认为弯道不能超车。我觉得这样不妥，我们既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没有信心，要坚定信念、要有定力。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准机会、抓住时机，弯道超车是可能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创造性地去思考、去设计，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就能超车了。
《院刊》：您刚才提到科技界需要平衡“创造”与“谨慎”，请问应如何实现两者的良性合理平衡？科技界“必须坚持的谨慎”和“不受约束的创造”又该如何区分呢？
高福：这首先要从理解“创造”与“谨慎”的内涵开始。“创造”意味着漫长而艰难的探索，常常是“从 0 到 1”的突破，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其实往往是难以预料的。过去我们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遇到很多“卡脖子”问题，往往是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人们常常热衷于“1+N”的技术应用和提升，用技术集成回避关键技术问题的研发创造，有时候更是回避这些“卡脖子”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问题，不敢“碰硬”。
现在看来，没有“从 0 到 1”的突破是不行的，没有关键技术的突破是不行的。颠覆性的创造常常是对现有规范或者秩序的一种破坏性挑战，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还有危险。
至于“谨慎”，我们常常说的“创新”一词的定义是“有使用价值的创造”，这里的“有使用价值”其实说的就是“谨慎”。谨慎是必需的，因为能保证对事物的实用性，但也会令人保守甚至让人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带来损失和伤害的事情。例如，转基因等遗传学领域的一些进展被贴上“生物风险标签”，汽车的发明在引发人类社会交通方式变革的同时加剧了空气污染。
同样，科技界“创造”的步伐可能受到“谨慎”因素的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 · 索洛曾经说过，在发达国家，科技进步是刺激经济发展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因素。而这则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发生：进行下游应用研究的人往往会比最初的研究者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回报，研究经费对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往往变得更加“谨慎”，进而导致了源头“创造力”的不足。
图片来源：sohu.com
在理解了“创造”与“谨慎”的内涵以后，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科技界“必须坚持的谨慎”往往是跟伦理有关的谨慎，科学研究也可能造成巨大伤害。比如最近备受科学共同体抵制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便是对谨慎的科学伦理底线的突破，因此，科学研究接受约束是必要的。“不受约束的创造”是相对于谨慎而言的，科学创造需要减少甚至消除没有必要的约束，才能实现最大的创造力。
这两端都不可偏废，我们必须巧妙地加以调节，限制或废除那些阻碍创造力而不是那些可以减少伤害或抑制破坏的规则和规定。而要实现两者的平衡，一方面，科研主管部门要适度运用监管的“大棒”，秉承“创造优先”的原则，让科学家能够自主选择研究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力；另一方面，科学界与社会公众开展对话交流，开放并公开那些触及伦理范畴的研究工作，这样会促进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科研可能触犯“安全最优化”和“做好事”戒律的容忍。
《院刊》：这些限制创造力的规则和规定，可否理解为科技体制机制的问题？当前科技体制机制中主要有哪些限制创造力发挥的文化或者规则？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有效破局？
高福：科技体制机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举几个例子可能更容易让大家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例如，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官本位思想，使得科研项目的管理被按照行政思维来对待，在时间节点、科研产出成果上做硬性要求，没有完全尊重科学的本身规律；科研经费管理部门的分散、多头管理，对科研缺乏稳定持续支持，造成了科研经费投入使用效率不高，科研人员难坐“冷板凳”；各类“人才帽子”与后续支持和投入资源挂钩过于紧密，使得追名逐利风气日盛，进而造成新的不公。这些都使得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现行科技体制机制的科学性，促使大家思考那些限制创造力发挥的规则和规定，即实现科技体制机制的平衡和正向激励作用。
要实现这种平衡和正向激励，首先需要科技界有更加开放和合作的文化，包括公开讨论、辩论甚至是质疑，让科学家自由地交流阐述科学思想，这非常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其次，要鼓励新的科研模式，比如“众包”、加强合作、鼓励交叉研究，打破科学界的等级制和学科的孤立性。另外，全社会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把科学家当作社会的重要财富的同时，要跟上大科学时代的节奏，不断完善相应的机制。
对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有 4 个措施非常迫切。
一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给科研人员减负以鼓励创造，过于严格的规定和行政程序减少了科学家本可以花在研究新颖科学解决方案上的时间，对于极少数不遵守规则触犯底线的人可以采取零容忍甚至一票否决的方式来保证必要的谨慎；
二是在科学研究的产出上，社会期待或者考核的目标也许可以适当调整一下，不应该是短期内社会生产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而应该是基于长期效果和目标的最优化；
三是努力创造能够让科学家获得稳定科研资助的现代科学生态系统，让科学家能够追逐其自由解决科学问题的梦想。科技界只有理顺这些有碍科学创造的体制机制和科研管理体系，才有可能重建科学系统以实现全部创造的潜力；
四是打通创新创业创造链接的关节、疏通创新创业创造的链条。今天的基础研究，往往与应用研究甚至产品都是“零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要最大限度释放创新创业创造动能。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实现链条通融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个资源，是我们要深入研究、认真落实的关键。这里就是要有宏观政策策略，有具体的落地“文件”，让创新创造的人才有机会、有动力去创业。对于科学家的想法与成果，不要去限制他们的“所有权”，真正允许他们去拥有创业的所得，保护好知识产权，不要担心“资产流失”，这是重中之重。
《院刊》：政府、社会、科研机构、科学家个体等不同主体在科学的“创造”和“谨慎”方面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形成一个更好的互动机制来重塑科学释放创新潜能？
高福：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创造力危机》一书中得到一些启发。该书针对美国科研现状和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一方面，科技界不同主体在开展科学活动时的过度“谨慎”，成为了极大限制和影响“创造力”的桎梏；另一方面，某些科研主体的不谨慎，又将创新推向另一种极端，上升到科学伦理进而对创新产生新的羁绊。
在塑造科学创造力的不同角色中，以社会（政府）为代表的“谨慎”一方，在资助了30%的研发和超过半数的基础研究的同时，也把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大学等研究机构为代表的组织机构，在用科学研究塑造了其品牌价值、形成良性循环以后，其所获得的财力和声望能否驱动创造力的革命性创新仍不得而知；以科学家为代表的个人，是否因求知欲而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迫于生计或追求安逸与金钱也对创造力的实现影响甚大。
社会中有各种激发新发明的因素，包括增强国防、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拉升刺激经济等，但是，对于政府、社会和科研机构而言，财务预算的有限性和关注短期的成功使得科学研究不得不趋向于谨慎，造成了对强调颠覆性创造力的不足。
要破除这种局面，社会、科研机构以及科学家个人就要在促进颠覆性创造中共同发挥作用。这包括广泛地提供和挖掘经费资源，建立透明的优先资助规则，以及为真正有天赋的科学家从事颠覆性研究提供充分空间，科学家获得认可或荣誉后重新出发的“清零”思想等，因为获得了足够声誉并有相当影响力的科学家往往容易故步自封、不愿去“创造”新思想、开拓新领域。还要聚焦社会最为关切的研究问题，从总体上营造出一种既鼓励自由探索，同时又高度包容科研失败的良好环境。
另外，我在这里提出一个“4C理念”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种互动机制。“4C”，即Competition（竞争意识）、Cooperation（合作意识）、Communication（沟通意识）和 Coordination（协调意识）。社会要发展，科技要进步，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能动性，也就是要有竞争意识；然而，个体的争夺不休又会对科技进步产生阻碍，这就要求要有合作意识；当竞争和合作同时存在，就必然少不了沟通的帮忙；而如果双方的沟通不能调和，那第三方的协调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院刊》：如何培育我国科技界勇于创造而不是过于谨慎甚至墨守成规的科学文化氛围？科技界如何进一步释放创造力，从而强有力地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
高福：文化的变革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学文化氛围的培育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冷战”期间人类第一颗人造近地卫星——苏联“斯普特尼克”的成功发射，激发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为美国政府在科研上加大投入和后来成功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点燃了“创造力”的火花。
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怀抱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怀揣赤子报国之心。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70 年来，我们党带领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从“饿着肚子”搞出“两弹一星”，到召开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吹响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天宫”、中微子振荡、“墨子号”等重大科技成果捷报频传，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不怕吃苦、不甘落后、勇于创新的良好科学文化氛围。然而，对标新时代，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我们与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确实还存在很大差距，敢于“创造”的科学文化氛围仍然需要不断培育，不断完善。
首先，要有强大的定力和自信，在科技创新战略上坚持独立自主，兼容并蓄，广泛扩大开放合作交流，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创新不能一味模仿，更不能跟在一些西方科技强国的后面仅仅做些查漏补缺的工作。要增强科学理性，抢抓发展机遇，不断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追跑、跟跑”向“并跑、领跑”的战略性转变。
科学兴则国家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发展就有后劲。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补短板、强弱项，谦虚谨慎，认真学习，把创新、创造的认识深入人心，释放创新、创造新活力。科研人员在思考自己科学研究方向时必须头脑清醒、冷静，牢记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
其次，要培育鼓励原始创新的文化和土壤，重构科学创新生态系统。若要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取得标志性科技成就，我们就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追求卓越科学，持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例如，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注重统筹协调，把握好基础研究这个关乎源头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创新之源，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同时，要有支持原始创新的文化和土壤，理解科学是具有偶然性的过程，理解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不能提前规划和设计未来的客观现实，进而建立容错机制，建立宽松的创新文化环境，构建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诚信体系。
最后，要根治严重影响科技创新的顽疾和瓶颈，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当前，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解决“卡脖子”难题，就必须从市场机制、合作机制、激励机制、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狠下功夫，力促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倡导面向国家需求的新型创新合作机制，完善科技人员激励培养机制，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的修订，从管理等体制机制上切实为科研松绑。这种对创造的鼓励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发起。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发起大项目来支持倡导，也可以通过科学界的内部调整来逐步实现。
我们要对提升创造力产生共识，虽然目前这种共识可能仅仅在某些学科初露曙光，在大多数学科还没有，而这恰恰意味着，创造与谨慎的平衡在各个领域被接受的程度和难度是不一样的，科学文化氛围的培育需要循序渐进。
图片来源：ech.ifeng.com
纵观历史，科学的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创新与创造也早已不分彼此，共同成为社会进步的代名词。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强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充分自信，保持理性，稳中求进，摆脱惯性，紧盯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重构科学研究“谨慎与创造”的平衡链条，我们的科技创新就能不被任何力量打断，中华民族的科技强国梦也一定会实现！
本刊编辑部. 释放创造力解决“卡脖子”与“卡脑子”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5)：597-602.
对抗病毒，人类不光要解决“卡脖子”问题，还要解决“卡脑子”问题 | 高福
新冠、禽流感、萨斯、莫斯、寨卡……每当病毒肆虐、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就有高福和同事的身影。作为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专家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认为，科研、管理和现场工作相辅相成，能帮助他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明确症结，进而寻求解决方案——但人们保持健康更需要创新、创业和创造的协同。
2019年12月21日，“我是科学家”2019年度盛典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带来演讲：《创新创业创造：我们一起来征服病毒》。
高福演讲视频：
以下为高福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高福，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我的名字叫高福，首先祝大家高福高寿，福星高照。高福高寿，咱就谈谈健康。
怎么才能健康？
要靠“三创”。
“三创”都是啥？
比如，今天我们这儿（中国科技馆）有个很高的楼，重新翻修一下，叫什么？创新。
盖个新楼，拔地而起的新楼，叫什么？创造。
创新也好，创造也好，我们最后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靠的是创业。
所以，“三创”就是创新（Innovation）、创业（Entrepreneurship）和创造（Creation）。
创新，非常清晰，目标导向。创造，则是问题导向——首先在生活中观察到一个现象，刨根问底发现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这就是创造。我们社会有需求，鼓励创业，所以创业是需求导向。
那么，人类如何用创新、创业和创造发现病毒，并发展出与病毒相关的疫苗产业呢？
创新、创造的基础是科学，科学是希腊语、拉丁语等各种语言记录下的知识。科学让我们求异，去找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一旦知道了，就转化成技术了；技术则是利用现有事物和现有知识去形成新事物。
我们往往把科学和技术对等。在咱们汉语里面，老说“科技”“科技创新”——其实，科学和技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
打个比方，奥迪、奥拓看着特像。奥迪是当时福特汽车公司根据流线型科学背景设计的，相当于科学；奥拓是后来向奥迪学习的，相当于技术。
我个人的理解是：科学求异，技术求同。
我们认知病毒的过程也是这样——人类在漫长的生活过程中发现了天花（现象），认识了天花病毒（科学），进而开发了疫苗（技术）。所以今天不管老少，身上几乎没有天花引起的麻子了。
我们的老祖宗看到了天花，也从实践中开发了一个方法：拿竹管子（这时已经有消毒保护自己的意识了）去取天花病人的痂，吹给没有得天花的人，让他得到免疫——可惜，我们没有把这个“吹天花痂”的方法刨根问底，没去把它变成科学，更没变成实用技术。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看到了天花。英国乡村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在行医时发现了一个现象：挤奶工特别不容易得天花。但他没有用人的结痂去做免疫，而是从奶牛的结痂入手发现了牛痘病毒。
天花病毒和牛痘病毒虽然不同，但它们俩是亲戚，关系极为密切。由此他认为，可以用牛痘给小孩子种痘来预防天花。
詹纳为幼童接种疫苗 | E Hamman绘图，C. Manigaud着色，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
随着技术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在1980年宣布天花从地球上消灭了。
大家去四川都要去看看濒危物种大熊猫。可能大家也听说过，毛里求斯曾经有渡渡鸟，澳大利亚曾经有袋狼，它们都是由于人类不经意间的行为灭绝了——而天花病毒，是人类有意识、有组织、精心设计消灭的。
“天花疫苗”的故事给我们许多启发：科学的源泉在哪儿？
在“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很重要。
在我们的文化里，往往发现了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却没有去思考中间过程，也因此错失了免疫学理论的发现。
大家知道，2018年的诺贝尔奖授给了James P. Allision和Tasuku Honjo两人（图左），他们发现了治疗癌症的PD-1抗体。右图是Allision治好的一个病人，她得了白血病，一步一步治疗，到现在活得很好。
整个免疫学从种痘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肿瘤治疗了。
早先，大家都是草药——不仅是我们，西方也有草药，出去转一圈挖点草回来。刚才李丁和董建春说他们脑子差点，按照经典的草药方法就得吃核桃。为什么？核桃跟大脑结构特像，吃啥补啥。红枣，红的，这个人脸黄黄的或者白白的，估计是缺血，那就吃两颗红枣吧。早先的科学都是这样。
演讲嘉宾高福：《创新创业创造：我们一起来征服病毒》 | 拍摄：VPhoto
后来，西方出现了化学家，化学家发现了化学药，接着一步步变成了我这行的生物药（抗体），糖尿病人要打的胰岛素蛋白就是生物药。一直到现在，已经发展成细胞药了。
草药-化学药-生物药-细胞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科学。
创新、创造、创业一定是以“科学”为基础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只有揭示了科学规律，我们才能开展science-based therapy（科学疗法）或者science-based what theory you want to call it （随你叫什么的科学理论），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纵观整个医学发展，早些时候，人们对疾病的病因都一知半解，不光是我们中国。医学最开始起步的时候都是这样，西方叫“四体液学说”，人类观察到现象但没去刨根问底，没去发现现象背后的科学基础。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定要有科学的精神。现在的医学叫“科学医学”，医学是科学，医学更是技术，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使得我们由观察发展到疫苗免疫。疫苗免疫最基本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疫苗让免疫系统看一看没见过的东西，帮助它识别，最后激发免疫。
到了今天，人类认识事物可以拿非常精妙的镜片观察。之前丘成桐老师给大家看了望远镜看到的黑洞和宇宙，我讲的都是显微镜看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新发病毒感染人呢？一会SARS，一会MERS，一会埃博拉，这么多病毒的出现都和大的生态环境关系极为密切。
上图是埃博拉的生态关系。大家看，这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蝙蝠带着埃博拉病毒，先传播给一些哺乳动物，然后哺乳动物再传给人，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循环。人类活动侵占了蝙蝠或者其它动物的生态位，把它们的生态环境破坏了，所以造成人的感染。
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我本人作为抗击埃博拉团队的一员赶赴非洲。上图是当时我们在当地拍的照片，确确实实，像这样的病毒非常危险。
我们说：一带一路，公卫先行；中非合作，防病在先——但我们为什么要到非洲去防控疾病？
一方面是要去援助非洲，但更为重要的是：关口前移。
以埃博拉病毒为代表的所有病毒，它们没有护照，不需要申请签证，什么地方都去。它们离我们的距离可能就是一架飞机——今天上飞机，明天一降落，飞机上如果有埃博拉病人，病毒就到我们身边了。所以我们也呼吁，一定要联合全世界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免疫学发展到今天，获得了这么多成就，是不是人类已经把所有病毒都解决了呢？
显然不是。
利用现有免疫理论，我们应该没有艾滋病了，但事实上，我们40年都搞不出艾滋病疫苗。流感每年都有，流感疫苗年年打，还能叫疫苗吗？
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有些同志一开始信誓旦旦：艾滋病不就是个病毒吗？给我5年时间，我给你整个疫苗。结果5年，10年，40年过去了，还是没整出来。
问题在哪？
出在“没搞明白”。
大家照镜子的时候要搞明白:我是谁？我的初心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民都要小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缺乏创造力，我们的脑子卡住了。大家现在天天想着“卡脖子”问题，有没有想过“卡脑子”问题啊？
卡脖子的意思是，在座各位都会，但不教我——卡着我脖子了。
但如果我不会，大家也不会，人类认知到了天花板——人类卡脑子了。
中国科学院奥运园区对面放了一个流感病毒的雕塑，流感病毒就长这样。我写过一部科普书，叫《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虽然流感病毒没有好的疫苗，但还是鼓励大家去打。
谢谢大家。
演讲嘉宾高福：《创新创业创造：我们一起来征服病毒》 | 拍摄：VPhoto
作者：高福
监制：吴欧
编辑：麦芽杨 凝音
排版：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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