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伤寒运气学：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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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中医之难，非难于药，而难于辩证，读叶氏《临证指南医案》一人喘而恶寒，医以小青龙，不轻反重，天士谓之津不足，予麦门冬汤而取效。前辈蒲辅周当“善读书”，中医是形而上学，宏观微观相结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上工治病知其所以然，见病知源；中工治病知其然，见病而周全，下工治病，所谓“见道而大笑之”。所谓独处藏奸，见微知著，方能知常达变，融会贯通。治一妇人年半百，医见咳治咳，皆止嗽散之属，延半年不愈，咽痒不利而咳，我以阳明而治，投以麦门冬汤五剂，药尽而愈。一小儿年岁半，咳嗽月余，昼夜不分，医以麻杏石甘而治，咳喘加重；风关暗红，流清涕，太阳而论，小青龙一服而当天咳止。一壮年喘疾多月，胸闷而喘，昼重夜轻，友以葶力大枣而小效；寸口脉浮苔薄，以太阳而治，厚朴麻黄汤七剂而喘止。一老人年古稀，动而喘重，便难不通，我以阳明而治，枳实薤白桂枝汤，而便通喘止。一老人，白血病史，动而喘发，下肢浮肿，卧床不起，家人准备后事，脉结代而弱，我以少阴而治，葶力大枣伍红参附子而喘止肿消，下床活动。（红参者，打小块冲服以沉下焦，本虚标实，汤药入口即上焦取效加重，医不知误以为用药温热而致）。 一妇人天命之年，胃癌晚期，一日暴喘，知其少阴将脱之证，予人参山萸各而二两，急煎急服，一服未尽而喘平。临证扎记。——骏(注:作者是一青年中医高手)

从丁甘仁也救不回的金子久说起

民国初年，浙江桐乡大麻镇有一位大名医，号称“天医星”下凡，他叫金子久。他的病人中不乏大总统袁世凯、浙督朱介人、皖督倪嗣冲这些达官显贵。但他并不太为现代中医界所熟识，其中一个原因估计和他的英年早逝有关系——享年仅52岁。而他离开人世的岁月，他接受的治疗方案，也颇为让我感慨。

民国九年（1920年），金子久受到皖督倪嗣冲的邀请，到安徽出诊。那时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当时从桐乡到合肥那是一段很长的路途。一路十分劳累，又受到了惊吓。为倪嗣冲治病，前后开了29张方子，可谓耗尽心血。更加神奇的是，当时的《上海新闻报》每天连载这些脉案，这从现在来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对医术是何等的考验，那可是“直播”呀。举个例子，想像一下，某个大名医，嗯，比如说李可老，去给一个省长看病，然后《南方周末》每天连载他的医案，今天“7月24日，头晕身疼突作，夜间发热，六脉沉细，形冷恶寒，此少阴伏寒也，处麻黄细辛附子汤。麻黄30克，制附片90克，细辛30克，炙甘草60克”（纯属杜撰哈）。那是何等帅气威武的事情。

说远了……再说回金子久，看好病回来以后，身体就开始变差了，第二年就出现了黄疸。自己开了个茵陈蒿汤，没有好转。于是，只能求助他人了。要说当时，全中国第一名医，或许当属孟河丁甘仁。丁甘仁那时在上海行医，关键就是他开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当代中医界的旗杆子们十有七八都出自其门下——程门雪、黄文东、秦伯未、张伯臾、章次公，等等。而现在的国医大师们，更不乏他的再传弟子——朱良春、陆广莘、裘沛然、颜德馨、何任（嗯，何老是当时上海另一家学校的，但老师也都是上面那些）。可见其对整个当代中医的影响了。

嗯，又说远了……话说，金子久重病之下，找到丁甘仁。这则病案，记载在《丁甘仁医案》之中：

“操烦郁虑，心脾两伤（按：应该就是指赴皖治病之事）。火用不宣，脾阳困顿。胃中所入水谷，不生精微，而化为湿浊，着于募原，溢于肌肤，以致一身尽黄，色晦而暗。纳少神疲，便溏如白浆之状。起自仲夏，至中秋后，脐腹膨胀，腿足木肿，步履艰难。乃土德日衰，肝木来侮，浊阴凝聚，水湿下注，阳气不到之处，即水湿凝聚之所。症情滋蔓蔓难图也，鄙见浅陋，恐不胜任。掘拟助阳驱阴，运脾逐湿，是否有当，尚希教正。

“熟附块钱半，连皮苓四钱，西茵陈钱半，淡干姜八分，陈广皮一钱，胡芦巴钱半，米炒于术二钱，大腹皮二钱，大砂仁八分、研，清炙草五分，炒补骨脂钱半，陈葫芦瓢四钱，金液丹二钱、吞服。”

从医案的记录来看，当时金子久是典型的命门火衰了，用茵陈术附汤倒也没错。不过看丁甘仁自己的语气都很没谱，“鄙见浅陋，恐不胜任”，认为自己难以治好金子久的重病了。确实也是，前后一共治了五次，都未见起色。丁甘仁后来直接告诉对方：“您的病我已经没什么办法了，还是回去好好静养吧（症属不治，请先生早日回府静养）。”回去以后，过了十来天，果然不治而亡。

还没完。丁甘仁都治不好的病，一般其它人当然也没话说了。但是，有一个人不服，谁呢？曹颖甫。这老曹同志是何许人也？前面说过了，丁差不多算是当时中医界的头把交椅，而曹则是民国时期的头号经方大师，就在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还是教务处长。两个人是莫逆之交，曹颖甫还为《丁甘仁医案》写了序。那个序很有意思，有时间再专门说说。

曹颖甫在他注解《金匮》的书中，发表了自己对金子久案的看法。“昔金子久患此证，自服茵陈蒿汤不愈，乃就诊于丁君甘仁，授以附子汤加茵陈，但熟附仅用钱半，服二剂不效，乃仍用茵陈蒿汤，以至脾气虚寒、大便色白而死，为可惜也。但金本时医，即授以大剂四逆汤，彼亦终不敢服，……。经方见畏于世若此，可慨夫！”

嘿，学校老师，向校长叫板了！“校长，你丫这病治的，不对呀！附子用一钱半，能有什么用？”当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丁甘仁已经去世5年了……而且，曹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还给老丁找了个理由：反正你开大剂四逆汤，金子久也不敢吃嘛，开了等于没开。

从上面的记载来推测，大慨整个病程是这样的：一开始金子久自己用了茵陈蒿汤没效，然后找丁甘仁，第一次用附子汤加茵陈，没效，第二次又换回茵陈蒿，结果出现了上面医案记载的脾肾阳虚、命门火衰的场面。所以，这个医案之中，丁甘仁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没有守住温阳的路子；第二、剂量太轻。

不过，临床上，有时候分清阴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由于自己也是经方治病，我也觉得这个案子就应该用大剂温阳。附子一钱半，有多少？不到5克，就那么一两片，都病成这样子了，能顶什么用……那位说了：四两拨千斤呀！是，用得好，四两是能拨千斤，问题如果是万斤、十万斤呢！金子久自己就提倡“轻可去实”。桐乡，盛产菊花，你懂的~那玩意，够轻了吧……呃，不要想歪，我说的是中药菊花！嗯，所以说，如果给他开个茵陈四逆汤，附子50、60克，估计他是不敢吃的。

所以到后最后，曹颖甫发了一通牢骚：经方如此为世人所畏，可悲！可叹！现在我们强调方药的量效关系，强调用量策略，是很有道理的。什么时候要轻，什么时候要重，这是要有策略的。一味的一钱两钱，如何起重症沉疴？动则50、100克，又如何能调治慢性虚损？

看到金子久，每个人都觉得很遗憾。丁甘仁觉得可惜，因为对于当时动荡的中医界，每少一个名医大师都是极为巨大的损失。曹颖甫觉得可惜，因为他觉得治疗上还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金子久还是去了。过了五六年，丁甘仁也去了，曹颖甫一个人，在大上海坚守经方阵地。再过了十来年，曹颖甫也去了。说来也怪，那个学校这么多学生，后来开方用药的风格都跟着丁甘仁。曹颖甫也在那教学生，怎么没见哪个学生能学得曹一样，纯正的经方派呢！

光波:

有一次遇一湿温病人(相当于今之肠伤寒，当时氯霉素未发明，不论用中、西药物，死亡率均较高)，虽当壮年，但精神极萎，高热神昏已十天，渴不喜饮，白痞布满胸腹，腹满纳少，大便已数日未行，舌红苔黄腻。我先以三仁汤合连朴饮治疗不效，后改苍术白虎汤加减投与，发热始终不退。以往老师（丁甘仁）教导我：湿温的治疗效果很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守为主，不宜攻伐。因湿性粘腻，最难骤化，欲速则不达。

   且湿邪与温相台，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且湿温即使治疗确当，但变证蜂起，甚难预测，故用药以稳为主，不宜用猛攻之剂，以免万一病人不幸死亡，引起法律纠纷。这是老师的经验之谈，以往他吃过这方面的亏，被人敲诈去钱财不少。所以我看丁师治疗湿温，也是以三仁汤、苍术白虎汤、葛根芩连汤、甘露消毒丹等方加减，四平八稳，疗效甚慢，病人常一候、二候、三候(三十天)才能步入坦途。加上又限制饮食(忌口)，病人愈后只剩下皮包骨头，头发垒脱，恢复甚慢，少则半年，多则数年才能复原。我想打破常规，见此人有腹满便结，壮热无汗，形体尚壮，属于阳明胃家实，试以大承气汤合黄连解毒汤加藿香、佩兰、蔻仁等芳香化湿之品。患者服药后得畅便，发热即大减，再以连朴饮合甘露消毒丹加减治愈。时问较之以往缩短很多，病人愈后不久即恢复工作。似这样不断地实践，逐步形成自己独到的经验，我认为这是每一个学医者必须经过的磨炼过程，不然纵读万卷书，还是无用。看到现在一些青年中医在学习中医理论时基础打得既不扎实，浅尝辄止，卫不猫于多看病，多实践，看到的病种很少。从全国的情况看，目前中医似乎只能看一些慢性病、调理病，病情稍重，即要转西医治疗。这样肩上担子似乎轻些，但又怎么能取得治疗急性病、危重病的经验呢?中医治疗温病的经验还要不要发展?这些都是培养青年中医必须解决的问题。不然，现在中医学院培养的中医不论是三年也好，六年也好，还是不能达到老一代中医的水平。则今后要谈进一步发展中医，恐非易事。—孟河陈耀堂《名老中医之路》

光波:

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在解放前遭遇大规模肠伤寒时，只给病人开一副疏通气机的方子，要求病人喝粥静养，之后7日可愈。很多人因此得救。——郝万山

虢醫:

虢醫:

丁师必然知晓承气法，不用是自保为先，在中医环境并不健全的时代(比西医还差很远)，失误一次或再不得翻身，越是年长用药越稳健保守，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用重剂猛剂，也是发展的契机。

光波:

可是这也耽误许多患者啊

虢醫:

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