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玉版中的河图洛书数研究
副标题：追本溯源，河图洛书的本源之数
隐士申子源 2018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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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第一次看到凌家滩玉版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这块玉版不简单，里面必定隐藏着庞大的信息量，关于八卦四方四季的对应，大家应该是一目了然。
至于四象五行的对应，中间那个井子形的图像也可以勉强解析过去。
关于对应河图洛书中大数，这个要进一步对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一定注意到玉版四周这些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圆孔，他们是因为工艺不行，打磨成大大小小，间隔又不是很均匀，还是有意这样安排的？
根据当时的工艺水平，和人们目测的能力，应该不是工艺水平不行，偏向于后者，就是故意打磨成这个排列，是有意安排的间隔。
那么我们就当是有意安排的，那么我们就就一起来寻找最初的意思，严格来说，就是其中一个意思，首先，先把
河图洛书图放上：
我们很快的寻找到一数和九数，如下图：
最上面这排是九数，虽然大小不一样（这个后面还有其他的用途），但是形成一排。
下面这个最大的圆孔，很显然是故意弄成这么大的，如果对二十四节气熟悉的话，这个位置对应艮卦，对应大寒立春的位置，是一年开始的对应刻度。如下图：
我们继续看与九数对应的四数，还有与一数对应的六数，如下图：
我们接着来看其中的三数和八数，还有二数和七数，左上角有三个基本均匀的小孔，很可能其中的大小区别也是隐藏玄机的，右上边大小挨着的两个小孔，明显对应这一个二数，刚好是洛书右上角的二数位置，如下图：
最后看五数和十数，注意到左右两列对称的五数，合之成为十数，如下图：
于是河图洛书最原始的图形是这样的，如下图：
这样的河图洛书，是不是更加接近本义呢，有待大家进一步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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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山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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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两件在科学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文物——玉龟和玉版（即含山玉版玉龟）。年代距今5300年到5600年。玉版的八方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形相配，玉版上八等分圆的作法可能与冬、夏二至日出、日落方位及四时八节有关，并且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玉版四周的四、五、九、五钻孔之数，与洛书“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相合。专家推测，汉代纬书中普遍流行“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大龟负图”等说法，认为含山玉版可与古谶纬书中的《河图玉版》对观。
中文名 含山玉版 实 质 文物 地 点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 年 代 距今5300年到5600年
目录
1 简介
2 研究
3 含山玉版玉龟奥秘新发现
简介编辑 语音
1987年6月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文物——玉版放在玉龟里。
年代距今5300年到5600年，即公元前3450年左右（±15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研究
1、在科学文化史上有特殊意义
李守力介绍，玉版的八方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形相配，玉版上八等分圆的作法可能与冬、夏二至日出、日落方位及四时八节有关 [1] 。
专家推测，汉代纬书中普遍流行“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大龟负图”等说法，认为含山玉版可与古谶纬书中的《河图玉版》对观。
2、连山易的太极八卦图
水书学者韦章炳撰有《刍议水书、<连山>与含山玉版之谜》(刊于《国际易学研究》 第十辑) ，认为是水书连山易的太极八卦图。韦认为含山玉版属于八千年前文物，这个说法的时间可能过早，但5500年前也很古老了。
比较现存水族文化里的水书连山易的太极八卦图：
含山玉版玉龟奥秘新发现编辑 语音
由于易经为中国文化之源，河图洛书又是易经之源。含山玉版玉龟被解读为洛书的母本，所以玉版玉龟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镇国之宝”。
一、当然学者们在对含山玉版四、五、九、五钻孔数的解释上也存在着偏差。为了说明含山玉版与洛书的关系时，学者们引用了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作注释。这句话解释洛书可以，解释玉版则不太准确。
郑玄注《易纬乾凿度》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以言无偏也。自此而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
因为洛书九数，五在中央。无论开始起于何局何数，以自然数为序，或顺或逆，凡过中五之后，必然再经过四个数，方能返回到中间的五数上。这才是“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的真实含义。
因此玉版与洛书的差距还很远。洛书的奥妙在于“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总和都是十五。当然玉版四周的数字也有初步的类似：上九，左右五，下四。从四开始，无论左旋还是右旋，都是四加五等于九。从这种意义来看，确有洛书的雏形。
二、新发现：含山玉版玉龟中的太阳历信息：
1、太阳历：
陈久金《北斗斗柄指向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说：
“以往人们研究中国上古历法史,不知西周以前使用何种历法？只是奇怪为什么自春秋战国时,四分历突然成熟起来。直至殷墟甲骨卜辞出土,才大致证实殷朝时就是使用阴阳合历。自从十月太阳历发掘出来以后,据上古传说,可以发现殷商以前除使用阴阳合历以外,还使用过阴阳五行历和天干十日历,它实际就是十月太阳历。这种历法,用以判定季节的标准星象,就是北斗九星和大火星。二者所得结果实际是一致的。当天文学刚开始萌芽时,可能主要以大火星的出没方位和北斗星的指向定季节。长期以来,人们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称之为‘火正’。
“由于岁差的原因,使得大火星的出没方位和北斗斗柄的指向,在季节中发生缓慢移动,刚开始时还未明显地察觉出来,经过上千年以后,就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至春秋战国时,人们发现夏至初昏时,已不再是大火星南中,而是大角星或是角亢二宿南中了。为了继续保持北斗斗柄初昏下指和上指恰为冬至和夏至的标志,人们便试图修改斗柄指向的判断标准来达到这一目的。于是,将北斗九星七、八、九连线指向大火星,改为北斗七星中六、七连线指向角亢方向。这样,原本用于定季节的北斗九星的概念,便改为北斗七星。”
凌家滩文明（古皇有巢氏）距今5300年至5600年，当时的历法当时太阳历与火历。这个时期以北斗九星和大火星判定季节，实行一年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的太阳历。
玉版玉龟出土时是玉龟夹着玉版，说明它们是一起的。两块玉龟上也有钻孔，龟背钻孔数八，龟腹钻孔数五。如果上下叠加，中间是五，两侧各是四，这与真实乌龟背甲分布数完全一致，乌龟背甲中间五块，两侧各四块，一共十三块。 [2]
玉版玉龟，新石器时代，凌家滩遗址
你所不知的含山 | 凌家滩五千多年前与东北或有“文化交流”！
2017-12-06 18:58
来源：https://history.sohu.com/a/209103592_99916593
5000多年前凌家滩人很可能就有打虎吃肉的实力！
他们“文化交流”的触角或许
延伸到了难以想象的远方……
从1987年凌家滩首次考古发掘至今，
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12月2日、3日，凌家滩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和含山两地进行。来自全国的考古界大咖们就凌家滩发掘30年来的成果现场展开研讨，同时发布关于凌家滩最新的研究成果。
[社会组织]
已有相当高水平
从1987年省考古所成立凌家滩考古发掘队至今，三十年里凌家滩共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在研讨会上，凌家滩现在的考古发掘领队朔知介绍，今年4月，凌家滩启动了首次外环壕遗址验证发掘。
这些壕沟虽然看着不起眼，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却是一项浩大的公共工程，反映了凌家滩的社会组织形态已进化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宋健认为，放眼世界其他文明，凌家滩所处的年代正是世界文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而且从凌家滩三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不管是其阶层和等级、聚落的分化，还是其所处的年代，都和世界文明有着天然的契合，所以凌家滩可以说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日常生活]
熟练养猪可打虎
此前针对凌家滩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了稻谷的痕迹，证明稻谷应该是凌家滩人的食物来源。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副主任吕鹏介绍，在对凌家滩遗址1439件动物标本的研究中，发现了贝类、鱼类、鸟类、哺乳动物等多个类别。哺乳动物中，除了狗、虎、梅花鹿以及小型鹿科动物，猪的占比极高，有野猪，也有家猪。
吕鹏介绍，中国驯化养殖家猪的历史可追溯到9000年前左右。到凌家滩时期，人们养猪的水平已经非常成熟，但依然猎食野猪。凌家滩人养猪的方式也并不止一种。“通过研究猪生前的食物来源，我们发现，完全控制家猪饮食的圈养方式只是凌家滩人养猪方式的一种，还有部分猪可能是放养的。”
在凌家滩还发现了虎的遗骨。吕鹏介绍，这说明当年的凌家滩人应该具有捕猎大型肉食动物的实力。“发现的虎骨比较碎，可能是被作为食物吃掉了。”
[文化交流]
触角或伸至东北
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人，或许还把交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在研讨会上，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田广林认为，“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分布于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南方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两支最重要的玉文化遗存。”
凌家滩出土的玉双虎首璜
田广林介绍，两地虽然远隔数千公里，但从出土玉器来看，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多联玉璧是红山文化红山玉文化遗存中的典型器类之一，但在凌家滩遗址中也有发现。
凌家滩出土的玉版
田广林认为，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玉器的诸多相似性表明，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南北上层社会之间彼此交往和双向认同的客观存在。“而这两种交往和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意味着早期王者之间交聘之礼的起源。”
冯时：汉字一统天下之前的“夷夏东西”
三皇五帝，各种神兽，共工、蚩尤、祝融，以及华夏族与四方夷狄蛮戎的战争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起源，这些载于古籍的传说或记忆碎片，与晚近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能否拼出完整而逻辑自洽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能不能说清楚？人们耳熟能详的“华夏民族”“炎黄文化”概念，与15万多片出土甲骨文所建构的早期汉字文化体系，会不会局限我们对中华上古文明的想象？
7月12日晚，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以线上讲座的形式，举行了今年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冯时以“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举办演讲，并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戴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易华等进行对话。
冯时认为，长期以来，春秋“大一统”思想是人们的“共识”，但不断破译的考古资料反映出的史实显示并非如此。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汉字不是独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统，而是呈现出“夷夏东西”的事实，也就是说，“夷”与“夏”的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交相辉映。
古彝文里的“夷夏东西”密码：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限
“夷夏东西”之说最早由傅斯年提出。他认为中国所谓“南北”格局是比较晚近才形成的，而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从1994年到2009年，冯时先后发表了《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试论中国文字的起源》等论文，在傅斯年的基础上，对文字起源、“夷夏东西说”和文明起源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如何从考古发现，来解释傅斯年所说的“夷夏东西”格局？冯时首先列举了一块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边镌刻有11个文字符号。很多学者试图通过甲骨文破译，但这套系统显然与汉字系统不同，徒劳而无功。1994年，冯时发表《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用古彝文释读出这11个字符，从右到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 “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这片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的文字符号
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的文字符号
古彝文是今天生活在川、滇、黔、贵等省的彝族古文字。冯时认为，如果说在山东邹平出土的这些文字属于古彝文，而不是我们习惯接受的汉字系统，这就意味着：生活在41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族属，不是华夏族而是“夷族”。那么，“夷族”与“彝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彝族以前的称呼“夷族”带有汉人歧视之意，于是改为“彝”。但彝人积古以来便自称为ni，汉译为“夷”，其字与古彝文的“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再造；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
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冯时认为，傅斯年的这一论点，无论从考古学研究还是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都是吻合的，太行山以东的史前文化，和太行山以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在讲座中，他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首先是很有名的一件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距今约5300年的玉版。这块玉版藏于一件玉龟之中，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汉人常认为这是所谓“龟书”或“洛书”。但冯时提出，与这块玉版图案相似的考古材料的出土地点，都在太行山以东，北至辽河下游，向南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一件。并且这种图像今天在西南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傈僳族等的风俗里还大量存在，有些图像配以八卦，彝语把八卦称作“八角”。因此，通过考古材料，太行山以东的上古文明可以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建立某种联系。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版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鹰，同样有八角图案
现在的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织布中大量使用的八角图案
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这一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着极大不同，冯时认为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
在讲座中，冯时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来自良渚等地出土文物上的图像。这些图像像一个斗魁，中间有突起，这在东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
东部新石器时代大量出土的“斗魁”形兽面纹
良渚文化中大量的兽面纹的文物遗存
冯时认为这即是汉文典籍里描述的“璇玑”，也就是古人认为的“天极”，所谓天极，实际就是北天之中不动的那个点（北极星），北斗星会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规划出一个圆形的空间，这个空间古人称为“璇玑”，北斗七星中有两颗即叫“璇”和“玑”。但是，今天我们从华夏族遗物中很难寻觅到这种中央凸起的“天极”文，而纳西族的象形文字里居然还有，比如“天”字，正是这种中央突起的造型。这些图像在太行山以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里都能看到，而太行山以西却没有。西南地区纳西族文字中频繁出现的中央凸起的造型文字
西南地区纳西族文字中频繁出现的中央凸起的造型文字
“中国”的“中”，是四方之“中”，还是南北之“中”？
从“夷夏东西”的遗存和观念差异，冯时关注到，“中国”的“中”，以及古代政治观里“居中而治”的“中”，到底是四方之“中”，还是南北之“中”？他从天文考古学的角度推论早期统治者“立中测影”的圭表，其中暗藏着线索。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距今6500年前有圭表的遗存；而太行山以西，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出土了距今4700年左右的圭表。尽管二者年代相差久远，但几乎在同一纬度线上，冯时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至少是在夏之前人们所认识的“地中”。后来“地中”变成了今天人们熟知的河南登封告成镇，也就是传说中周公测影的地方。
河南登封，周公测影台
这一作为“地中”的地点是谁建立的？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书《保训》告诉我们，这个“地中”系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所定。《保训》描述了“地中”变迁的故事，“上甲微”认为早前所定的“地中”并非真正的地中，于是他重新测定，将“地中”定在今河南嵩山登封告成镇，即现在所说的周公测影台。《保训》记载，周文王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其子武王姬发，嘱咐他守着这个“地中”。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上，周成王还追溯了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也是迄今发现“中国”一词最早的记录。
冯时指出，如果将西水坡（河南濮阳）和陶寺（山西襄汾）连成一条直线，居中引出一条垂线，这条垂线刚好落在告成镇，一度不差。可见“上甲微”当时重新定的“地中”，不仅取了南北之中，同时还取了东西之中，真正形成了所谓“四方之中”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是在夏王朝之后形成的，夏朝建立“家天下”之后，整个天下格局变了，原来“夷夏东西”格局所定的地中，已不再是真正的“地中”，必须重新测定四方之中。
从这些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再回顾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很多线索可以得到互证。在太行山以东，上古文明时应属夷文化区，而在太行山以西应该就是夏文化区。如果这能成为一种基本认识，那么破译新石器考古遗存中的图像，就可以突破汉字文化的思维惯性，从夷文化的视角打开新思路。
早期文字中的秘密：目字图像是“吉”而非“目”
冯时列举了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上日月山或日火山图像，以及安徽蒙城尉迟寺出土陶器上的类似图像，指出其与彝文中的“天”和“地”字形一样。而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龟腹甲上所刻“目”字图像，也未必是甲骨文中的“目”字，而极有可能是古彝文中类似的象形文“吉”字，彝语念“MA”。这个符号并非孤立，在良渚文化的玉璧上也有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字认成‘吉凶’的‘吉’，我们遇到的麻烦就少多了。”冯时说。
文物遗存中的日月山或日火山图像
龟甲上的被认为是“目”的图案
为什么古人要用眼睛表示“吉”？冯时认为文字的发明与早期人神交流的需求有关，凡是宗教性质的文字，都是象形文。而人神之间的交流，除了嘴，眼睛特别重要，通过文字完成眼神的交流。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只有两种经典形象：一种是只有空洞的眼眶，嘴角都往下撇，一副哀苦的样子；另一种则是眼珠夸张地突出，嘴角都笑着上扬，很欢快的样子。
此外，新石器时代很多玉饰上，也可以看到类似三星堆的两种表情，开嘴笑的有眼睛，而撇嘴哀苦的则没有。这样一些实例，从古彝文的“吉”字来解释，强调的就是眼目通神的意义。汉字系统中也是如此，古人画仓颉像，有四只眼睛，特别强调他的“目”；而沟通人神的“巫觋”，“觋”字左边是一个巫，右边是“看见”的“见”，一定要看；庙主称作“视”，视就是看的意思，视庙主就如同看到了祖先。
三星堆面具表情中“目”的形态是着重刻画的
当然，这样的结论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夷（彝）族的文化真的有那么久远吗？冯时认为，不仅古彝文中一直有“人”（ni）的自称，殷商甲骨文里多有商王征讨“人方”的记录，而且，彝族古文献中也能发现强有力的证据。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贵州毕节调查，将搜集的彝文典籍出版为《爨文丛刻》，其中收录了彝族水西土司安氏的族谱，从其始祖记到1930年，还不包括断代缺漏的部分，一共120代；而按《孔子家谱》的记录，从春秋晚期的孔子到如今的孔门直系，也才不过80代。
从空间上看，如果“夷夏东西”这个局面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太行山以东，北到辽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乃至上游，这一半月形地带可能都属于广义的夷文化区。可为什么现在的彝（夷）人仅分布在西南地区呢？冯时说，华夏族势力的扩张史，也是夷族遭受不断挤压的历史。商周对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不断打击，夷（彝）族文化在此过程中或融合，或南徙，到宋元以后最终偏守一隅，落脚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
陶寺文化与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实
今天找到的夏代文字，出土地点在山西襄汾的陶寺，属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在这里发现的一个陶罐上，用朱砂写了两个字，一个是跟甲骨文完全一样的“文”字，另一个字符冯时认为就是族邑的“邑”，而“文邑”是早期夏王朝的王庭，确切地说，也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的陶罐上的文、邑符号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的陶罐上的文、邑符号
关于“文邑”最早的材料，在甲骨文里可以找到。商代甲骨文里，目前发现五条有关“文邑”的卜辞，如“癸酉卜貞，文邑受禾”“壬申卜貞，文邑受禾”等。古籍所载，夏禹名叫“文命”，夏代也叫“文夏”；而今天推考的夏代王庭叫“文邑”，都强调这个“文”字。那么“文”是什么呢？冯时认为，“文”就是修养自己的内心，修养道德。这样的一种文化面貌与太行山以东的夷文化完全不同。《礼记·表记》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夏人奉的是尊尊亲亲，商人是敬事鬼神，“尊尊亲亲”是重德表现，说明在夏代已有“文”的思想，这是非常进步的。
陶寺最晚期实际上就是夏启所建的王庭，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很多证据。比如陶寺出土的彩陶龙纹盘，冯时在《夏社考》一文中考证出盘上画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夏社）“句龙”，而夏社句龙的嘴里叼的东西，就是社树的符号。他还搜集了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有关社树的图案，发现都是这个样子。
陶寺出土的彩陶龙纹盘
各种文物遗存汇总的社树符号
从夏社句龙与社树，进一步佐证陶罐上的“文邑”为夏代文字，也就是甲骨文的祖先。而“文邑”出土于陶寺文化的最晚期，这与“夷夏东西”的事实有什么关系呢？
陶寺遗址分成早、中、晚三期，没有城墙的文邑出土在最晚一期，而早期和中晚期都发现有城墙。冯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早期的城墙被推倒，宫庙被毁弃，男人被杀戮，甚至女人被绝嗣。
“这不是一场革命是什么？”冯时说，“这个转变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它设想成这就是夏启建立夏王朝的这样一场革命，那么这个事情在文献里边或许就有记载。”研究发现，周易《泰卦》“上六”爻辞中记载：“城复（覆）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易经》的卦爻辞体系，最晚成于西周早期，而殷商的大邑没有城墙，不可能有“城复（覆）于隍”的事；商汤灭夏桀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夏朝就已经叫邑了，商汤所建的即叫亳中邑，不可能有“城复于隍”这样的事。那么，造成这一革命性巨变，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夏启建立他的“家天下”时，开创了文邑制度。
陶寺遗址的发掘，不仅找到推倒城墙、毁坏宗庙、壮丁被杀的证据，还有女性被绝嗣的残酷画面，比如一副女性骨架的阴部插着一根牛角，并且是被活埋的，至死还保留着挣扎的样子。冯时推测，如果陶寺能证明夏启建立“家天下”王朝的事实，那么，从古史系统去分析，就不排除“益干启位，启杀之”这样的权力斗争。陶寺遗址出土的女性被绝嗣的尸骨
陶寺遗址出土的女性被绝嗣的尸骨
通过对陶寺遗存的分析，冯时指出，夏代早期，以夏启为代表建立了“家天下”王朝，并将文邑作为宫廷，如果这种分析成立的话，我们对上古的文明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夷夏交胜”“夷夏东西”的格局，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改变。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夏文字在殷承夏制、周承殷制的接续中，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强劲的发展。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将文字变成最主要的文治教化工具。
点评：从巴蜀到良渚，早期国家并非都有文字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研究馆员戴向明，与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就冯时先生演讲分别发表了评论。
戴向明指出，夏商时期开始，中原文明在中国地域之内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而实际上，西南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也是非常特殊的文明景观，“假如把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比作一个太阳的话，古蜀文明就是个月亮，它足可以代表当时国家层次的文明社会。同时期的其他地方都达不到，只有古蜀文明才可以，它是连续不断的，从宝墩文化之后，到三星堆、十二桥，古蜀文明的兴起，它是连续不断上升的。”
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没有从发达的古蜀文明中发现文字。中原生长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往前追溯到夏之前的龙山时代，山东邹平的丁公陶文能够用古彝文念出来，这是令人惊奇的。再往前追溯，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达到了早期国家水准，但只发现刻在玉器上的图像符号，而没有发现像丁公陶文那样能多字连缀成篇的文字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确认出良渚有成熟的文字出现。戴向明认为，早期的刻画符号数量很多，形态也很多样，比如更早的仰韶时期遗存，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可能会推测这是不是早期文字？但多数学者还是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些仍是符号，而不属于文字。
针对冯时所论证的“夷夏东西”说，戴向明指出，前辈考古学者将史前中国，依考古发现，作过文化区的划分，除了夷、夏，还有苗蛮、百越等等，北大的严文明先生甚至划分出八大文化区。这种史前文化的多元，经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不断滚动，越滚越大，最后形成“秦汉归为一体”的大一统局面。这里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夷夏东西”文化区的划分粗细问题。
冯时回应，通过文化大区块的划分，来区别夷与夏的不同，是带有根本性的。宏观的夏，也包括后来的周；广义的夷，实际也包括了苗。今天我们其实很难用考古材料去对应某一个具体的族，将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或许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
易华认为，早在4000年以前，夷文化在东亚就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有发达的农业，像凌家滩的玉器等等，工艺达到了世界领先的高度；但是到了4000年前左右，夏代开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进入青铜时代，东亚文化从相对比较独立自由的发展，到遭受外来文化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成系统的，并非偶然的小影响。易华向观众展示了一份夷与夏的关键词对照表
易华向观众展示了一份夷与夏的关键词对照表
易华同意冯时讲的陶寺可能是夏邑，他认为在尧、舜、禹时代，以祭祀为大，用玉器祭祀是最大的事情，打仗是次要的，战争不是主旋律。从夏启开始，战争变成主旋律，一方面夏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兵器的出现，使得戎与祀都成为国之大事；另一方面，夏启的王位权力是通过战争夺取的，而不是禅让而来的，这个战争正好是陶寺的灭亡和石峁的兴起，可以作为中国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的主要转折点。
本期讲座的主持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在总结时谈道，冯时不只讨论了考古学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也展示了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特点和引人入胜之处，即一方面非常注重考古材料，需要有特别扎实、细致的功夫；另一方面，在材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场景与细节，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非常强的想象力。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梁治平指出，冯时提醒我们，固有的类似于“大一统”的观念，往往会限制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
梁治平认为，“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的探讨，让我们认识到，文明的丰富性使得文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很有弹性。“什么叫华夏？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经历了多少改变、多少不同文化的因素的加入？汉族好像在文明演进最高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汉文化的形成，其实有许许多多古代遗存下来的民族的巨大贡献。没有这种贡献，汉文明不会是后来的这个样子。”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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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八卦图什么样？凌家滩玉版玉龟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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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8-04-04
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677859643238577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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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凌家滩出土玉版
2018年初,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纪录片在央视开播,其中一集讲述故宫收藏的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玉版。究竟它们是如何发现的,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作为曾经在凌家滩遗址工作22年、5次主持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我很愿意和大家讲讲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凌家滩遗址是1985年发现的,1987年5月进行第一次试掘。这次试掘在1985年所发现墓葬的地方开了4个5×5米的探方。第一次试掘就在墓葬M4中发现了玉版和玉龟,在M4墓口的上方正中央的位置,还发现了一个重达4.25公斤的石钺。
当时一看到出土了这么大一件石钺,大家都不敢动,因为意识到下面肯定会有非常重大的发现。按照程序绘图、照相、编号后,我们将巨大的石钺取出,开始清理墓葬。这座墓葬的随葬品是如此丰富,尤其是玉器,精美无比,数量众多,令照相、绘图、编号的考古人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在整理发掘完毕回到合肥打开相机冲洗时,才发现当时拍的胶卷都没有曝光,最后只冲洗出一张来,而冲洗出来的这张正好拍的就是玉版和玉龟。
据上古传说,《周易》和《洪范》来源于河图、洛书。传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夏禹时,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玉版图形中的四方和八方,正与以上四象和八卦的概念相合。四象和八卦,在季节概念上,就相当于农历的四时八节。玉版图形表现的有可能是远古的洛书和最早的八卦。
远古没有文字,人们使用钻孔、画圈的办法计数,以代替五行交替时节转换。因此,河图、洛书就是历法,墓中出土的玉龟和玉版,几乎可以证实5300年前就有这种历法存在,也反映了我国夏代或夏代之前的律历制度。历法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农业已经得到大发展。古人将他们的核心认识以最简单朴素的笔画表现出来,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可能承载着极大的信息量。
玉版上的圆形就是一个例证。玉版上的大圆和小圆,特别是小圆的左边弧度很不规整。古凌家滩人为什么不把它画圆呢?按照古凌家滩人琢玉的技术,琢一个圆很容易。带着这个问题我观察了凌家滩的日出日落,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凌家滩,春夏秋冬,日出时太阳都显得很圆,日落的时候,刚开始,太阳也显得非常圆,但逐渐往下落,太阳就像玉版上的小圆一样不那么规整了。多次观察证明玉版上的大圆小圆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太阳一天的运行。
除了玉版上复杂的纹饰,一同出土的玉龟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件玉龟为什么会分为上下龟甲,这其中应该还有一些我们所认识不到的问题在里头。除了1987年我们发掘的编号为4的大墓,2007年发掘的编号为23的大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玉龟,更重要的是,与玉龟一起出土的还有“玉签”。玉签上还有两道刻痕。这可能是中国最早发现玉签上面有刻画符号的标志,应是作为占卜使用的。
在新石器时代,玉龟主要发现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中。关于凌家滩文化年代,曾经做过几个碳14测年,一个数据是距今5500年,一个是距今5300年,还有一组数据将近6000年。这些年代数据与红山文化年代相当,表明两个文化在同时代都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玉龟较多,都是作为占卜工具使用,但是凌家滩玉版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占卜,还有天文学。良渚文化出土的玉龟,比凌家滩文化晚1000年,显然是受了凌家滩的影响。
在考古发掘简报发表之后,凌家滩发现的玉龟和玉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饶宗颐先生曾经撰文写道,“这是中国考古学革命胜利的成果,也是历史里程碑性的发现”。关于它的讨论今天仍在进行中。
如果仅仅是出土了大量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玉器,还不足以诠释凌家滩的含义,当体现了古凌家滩人智慧及精神世界的玉龟、原始八卦图玉版,穿越5000多年的时光,散发着遥远而神秘的气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就不能不让我们对这块土地,以及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古人的智慧叹为观止。（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