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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品评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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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6节 中世纪阿拉伯的星占学与天文学

　　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永垂不朽的成绩保存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　　

　　——希蒂(P.K.Hitti)　　

　　著名的阿拉伯史专家希蒂说：　　

　　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azimuth(地平经度)、nadir(天底)、zenith(天顶)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由此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希蒂(P.K.Hitti)：《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685页。　　

　　如今全世界通用的星名中，源于阿拉伯的例子有很多，艾伦(R.H.Allen)在1899年出版的《星名及其意义》(StarNames and their Meanings)一书中有详细讨论。　　

　　星宿名称虽然只是一个侧面，却是一个能同时反映星占学与天文学发展的切入点——当然这多半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如此。在古代阿拉伯天学家那里，天文学知识和有关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仍是为星占学服务的。阿拉伯人对待星占学的态度，可以从《古兰经》中看出一些端倪，请看如下段落：《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10～411、470～471页。　　

　　他是天狼星的主。(第53章)　　

　　临近的事件，已经临近了；除真主外，没有能揭示它的。(第53章)　　

　　誓以有宫分的穹苍，和所警告的日子，以及能证的和所证的日子，……真主是见证万物的。(第85章)　　

　　以穹苍和启明星盟誓，你怎能知道启明星是什么?是那灿烂的明星。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者。(第86章)　　

　　《古兰经》中虽没有直接明确论述星占学或天文学的章节，但从上述引文来看，星占学在伊斯兰知识体系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事实也正是如此。　　

　　伊斯兰星占学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融合——来自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波斯等古代文明的星占学—天文学知识，放入同一个神奇的器皿中，调合而成。其中来自希腊的成分最为重要。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7节 巴格达

　　历史名城巴格达是阿拔斯(Abbasside)王朝的首都。城中相传有着由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和麦蒙(Ma mūn)建造的“智慧宫”——在传说中，这里面有巨大的图书馆、观象台、研究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贤明爱才的哈里发麦蒙的慷慨资助下，过着无忧无虑的学术生涯，整日以思考、讨论各种各样学术问题为务。虽然这番令人神往的盛况可能有所夸张，而且代代相传不免会有后人的想像和猜测附会，但哈里发麦蒙之热心鼓励学术，应属可信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繁荣的伊斯兰天学从此处率先绽放花朵，形成后人所谓的“巴格达学派”，此后中亚、开罗、西班牙等处也相继各现异彩。　　

　　据一些西方阿拉伯天学史专家的看法，伊斯兰教关于天学的研究，发端于印度天学著作的影响。一部印度的《悉檀多》(Siddhānta，即“历数书”，恰与中国古代历法相似，各种《悉檀多》也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汇合)于公元771年传入巴格达，由易卜拉欣?法扎里(Ibrāhīm Fazāri)译成阿拉伯文，成为后代学者的范本。不久之后，波斯萨珊(Sānsānid)王朝时代编集的《帕拉维历表》(Pahlawi zik)也被译成阿拉伯文，附在《悉檀多》之后，称为《积尺》(ｚīｊ，即“历数书”)。这《悉檀多》和《积尺》两名，都是中国古籍中就已采用的译名。　　

　　希腊古典天文学的成分进入阿拉伯天学体系虽然较印度、波斯的为晚，但是很快成为最重要的成分。这是通过将托勒密《至大论》译为阿拉伯文而实现的。在公元9世纪期间，就先后出现了两种《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这期间阿拉伯天学家也开始使用精确的仪器进行正规的天文观测。哈里发麦蒙先后在巴格达城和大马士革城外建立了两座观象台，台上装备着象限仪、日晷、天球仪、星盘等仪器。哈里发的宫廷天学家们利用这些仪器进行精确的测量，校验并修订了《至大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数据，如黄赤交角、春分点岁差、回归年长度等。　　

　　约去世于公元777年的易卜拉欣?法扎利被认为是第一个制造星盘的阿拉伯人。起先阿拉伯人是仿制希腊星盘，但是看来他们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此后阿拉伯星盘长期驰誉欧洲，反而成为后来欧洲人仿造的对象。图17是一具典型的阿拉伯星盘，它的有关情况我们已在专谈星盘的那一小节中介绍过了。　　

　　图17典型的阿拉伯星盘。公元10世纪制品。　　

　　早期阿拉伯星占学家中有马沙?安拉(Māshā Allāh)，约在公元762—815年间活动于巴格达。他是犹太人。也是将萨珊波斯星占学翻译介绍到阿拉伯来的阿拔斯王朝星占学家之一。相传他参与了建立巴格达城的决定——我们知道卜时、择地建立都城这种重大决策，往往是古代星占学家的用武之地。马沙?安拉的著作几乎涉及星占学的所有方面，天文学史专家们对他的著作有着特殊兴趣。　　

　　接下来应该谈到一位名声很大的阿拉伯星占学家阿尔布马扎(Abū Mashar——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拉丁化了的Albumasar)，公元787年出生于伊朗的呼罗珊，起先以“哈迪斯”(hadīth)方面的专家开始其生涯；所谓“哈迪斯”，是关于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Muhammad)及追随他的那些创业者的传说，因此阿尔布马扎又精通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阿拉伯历法和早期哈里发的年代学。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星占学论著，以及他为星占学所作的哲学论证。《星占学之建立》(Kitāb ithbat ilm alnujum)一书是他惨淡经营的代表作，书中对星占学的有效性进行哲学论证，很大程度上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不过这部著作已经佚失。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则得以流传至今。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他是被人引征最多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公元12世纪就有四部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阿尔布马扎这个拉丁名字在欧洲不胫而走。在一些欧洲人笔下，他成为一位先知。他向欧洲人介绍了他那种关于星辰能影响万物生死祸福的信仰；他还特别重视星占学与人类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他也将月亮出没能影响潮汐的学说输入欧洲。他于公元886年辞世时，已成为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位名人。　　

　　再往后，则是最伟大的伊斯兰天学家之一巴塔尼(Battāni)登场。他在中世纪通用的拉丁化名字是Albatenius。在他生活的时代中(约公元858～929年)，他被视为阿拉伯天学家的冠冕。其父是一位有名的星占—天文仪器制造者，家学渊源，巴塔尼也能自己制作观测仪器。关于他的生平，留下的史料甚少，其中有些史料说他是贵族出身，甚至当过叙利亚的国王，但无法确证。　　

　　巴塔尼最重要的著作是《历数书》。关于此书的名称，有许多混乱。此书的阿拉伯原文就有不止一种写法，较通行的一种是Kitāb alZij，直译出来是“积尺之书”，而我们前面已谈到过，“积尺”即“历数书”之意。但此书原文还有一种写法是alZij alSābi’，1899年那列诺(C.A.Nallino)在罗马出版此书阿拉伯文原版时就用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后面一词原是巴塔尼冗长的阿拉伯文全名中的最后一项，其米源可能是因他早年曾为萨比(Sabp)教徒，后来才皈依伊斯兰教的。因这第二种书名后来被此书的英译者采纳，此书遂得名《萨比历数书》(The Sabian Zij)，这倒也不错。但还有些书籍中将此书称为《天文论著》、《论星的科学》等，与原文的出入就太大了。　　

　　《历数书》中集中了巴塔尼所有重要的天学成就。他最著名的贡献是发现太阳远地点(实际是当地球运行到远日点时所见到的太阳位置)的进动(precessional motion)。太阳远地点原先由古希腊天学家希巴恰斯测定，后来托勒密在《至大论》中因袭其坐标值，以为是不会变动的，还据此推演出“日环蚀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巴塔尼根据自己的观测，指出太阳远地点已较希巴恰斯所测增大近17°，可知该点以66年／1°的速度进动。并进而论证了日环蚀的可能。他还重新测算了一系列天学基本数据，如回归年长度(他测定为365日5时46分24秒)、黄赤交角(他测得当时之值为23°35′，与现代推算值相吻合)等。　　

　　在古代世界中，像巴塔尼这样著名的大天学家不从事星占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自然也不例外。他写了《黄道十二宫之上升》(Kitāb Matāli alBurūj)，专论星占学必须涉及的太阳远地点及行星远日点的方位计算；又写了《星占学之应用》(Kitāb Aqdār alIttisālāt)，是对托勒密《四书》的评注。此外，他至少还有三种已佚著作涉及星占学。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8节 中亚及波斯

　　接下来是比鲁尼(Bīｒūｎī)的时代。他公元973年出生于花拉子模的比鲁尼(今为乌兹别克一城市)，即以出生地得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希蒂语)，生平撰写了约146部著作，估计手稿当有13000页左右，流传下来的著作有22部。他长期活动于中亚诸王国，接受王室的资助和供养，从事研究和写作生涯，直至1050年后才去世。自述80岁后失聪失明，仍在助手协助下写作不止。　　

　　比鲁尼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关于星占学及天文学的。1030年他写了《天文学与星占学原理》(alQāｎūｎａｌMas‘ūdi alHay’ah walNujūm)一书，是对整个天学体系进行综述的。同年又写成《星占学入门解答》(alTafhīｍilAwāil S?inā‘at alTanjim)，这是关于星占、天文、算术、几何的简明问答。　　

　　他还写过一部有名的《古代遗迹》(althār alBaqiyah‘an alQurūn alKhāliyah)，主要讨论古代各国的历法和纪元，颇受后人重视。但是他的《印度》(India)一书价值更大，这是他去印度游历后写成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文化，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与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也出现了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里我们略举其中与天学关系较密切的两位为例。一是昂沙?迈阿里(OnsoralMaāli，约1021～1101)，他是一位王子，有的史料说他本人也曾在中亚山区当过小国之君。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通晓宗教、星占、历史、文学等各科知识，以及贵族子弟应知应会的骑射、格斗、狩猎、礼仪等事。晚年时他写下一部教子之书《卡布斯教诲录》(Qābūs Nāmeh)，有“伊斯兰文明的百科全书”之誉(当然未免有些夸张)。书中全面论述了一个王子应该具备的学养以及为君之道，堪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星占学被列为应该通晓的重要常识之一，在书中有不少论述，摘引几则如下：　　

　　天文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对未来的预测总是正确无误的。而这一点，任何人都难以做到。总之，学习天文的目的是预卜凶吉。研究历法也出于同一目的。　　

　　必须首先熟悉星辰的运行情况，才能从中观察到某人的出世，和预测人事祸福。应去了解：吉凶、吉凶程度、吉凶所属；……那些与吉凶祸福、黄道带有关连的星辰；能确定行星和恒星运行轨道的星辰；以及福星的亮度、灾星的暗度；天空中沟壑的深度、屏障的高度；太阳光的灿烂程度，以及它在运行时的变化。　　

　　可以通过观测月球和星辰，了解吉兆与凶兆，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这些星球的变化，可以了解到人的生命存在的情况及其生命的长短。不论生命的延长缩短，都会从天体的运行中反映出来。　　

　　但是当谈论人们的诞辰时——据我的老师说——不应看从母体分开的时间，而应看种子出现的时间，即卵子受精的时间。……穆圣先知(愿他有福和安息)曾说道：“幸福者是因在母腹中得福，不幸者是因在母腹中得祸。”　　

　　这与欧洲流行的生辰星占学没有什么两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最主要的来源是希腊，因此它与欧洲人的星占学是同出一脉的。　　

　　我们要谈的下一位多才多艺而又与天学关系密切的伊斯兰学者名声更大。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约1048～1131)，出生于呼罗珊，他出生时西亚正归属在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庞大而松散的军事帝国版土之内。他早年为人作家庭教师，生活清苦，但热衷于研究天文历算。虽在战乱之中，仍写了几种关于算术及音乐的小册子。1070年左右，他时来运转，先是受到撒马尔罕(Samarkand，今属乌兹别克)当地统治者的庇护，写了代数学著作《还原与对消问题之论证》(Risāla fi lbarāhīn ‘alā masā il aljabr wa lmuqābala)，流传至今。接着应塞尔柱苏丹(塞尔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之邀，前往领导伊斯法罕(Isfahan，今属伊朗)的天文台，并负责进行历法改革。他在那里工作达18年之久，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逸的一段岁月。后来苏丹去世，新君继位，对于资助学者、推进学术不感兴趣，欧玛尔?海亚姆说服无效，只得带领门徒离开天文台。　　

　　波斯地区自古使用纯阳历，萨珊王朝将阳历定为官方历法。自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后，又推行伊斯兰教的纯阴历。塞尔柱苏丹希望将阳历改造，以便得到一种更精确的历法。欧玛尔负责改历后，提出平年365天、每33年中安排8个闰日的方案；从理论上说，这个方案中的回归年长度比现行的公历还要精确。但是随着苏丹的去世，改历之事也夭折了。　　

　　欧玛尔在伊斯法罕还主持编算了一部《历数书》(Zīj Malikshāhī，系以塞尔柱苏丹之名命名，故亦有译作《马利克沙天文表》的)，如今只传下一小部分，包括黄道坐标表、100颗最亮星表等。此外他还研究了开高次方根、用圆锥曲线解三次方程等问题；并研究《几何原本》，尝试对“平行公设”(即“第五公设”)加以证明——当然没有成功。这些内容保存在他传世的代数学著作中。　　

　　但是使欧玛尔?海亚姆的名字在后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既不是历法改革，也不是代数研究，却是他的“四行诗”。这是一种抒情短诗，优美异常，在他身后不久就享有盛名。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年代最早的手抄本(1208年)，共252首；而归在他名下的波斯文诗集则多达1069首。据现代学者考证，真正出于欧玛尔之手的不过百余首。1859年，英国诗人杰拉尔德(E.F.Gerald)将其中75首译成英文，取名《四行诗集》(Rubａiyａt of Omar Khayyam)，立刻风行全世界，迄今已有数以百计的版本。他的诗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的瑰宝，成为古代波斯文学的骄傲。他的诗集在中国以《鲁拜集》(郭沫若译本，1923年)和《柔巴依集》（黄杲炘译本，1982年)的名称广为人知，这两种译本都是据EF杰拉尔德英译本转译的。在这些优美动人的四行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作为一位专业的天学家，总是免不了要谈谈星占算命之类的话题：　　

　　你想，在这门前便有日夜交替，　　

　　已经凋敞破败的队商客栈里，　　

　　一个个苏丹如何在荣华之中　　

　　守到他命定的时辰，就此别离。《柔巴依集》，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6、19页。　　

　　诗人也没有忘记咏叹那次他负责进行的历法改革工作：　　

　　啊，可人们不是在说，我的演算　　

　　重排了岁月，使历法更为完善?　　

　　啊，不，这只是从历书中勾销了　　

　　未生的明天，以及已死的昨天。《柔巴依集》，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6、19页。　　

　　这些短诗为欧玛尔带来巨大声誉，以致将他当年的天学掩蔽得少有人知了。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9节 开罗

　　定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度过它的极盛时代不久，公元909年在北非也出现了一个伊斯兰王朝——法蒂玛(Fāt?imid，先知穆罕默德 Muhammad之女的名字)王朝，中国古籍中称为“绿衣大食”，西方文献中则习称为“南萨拉森帝国”。法蒂玛王朝定都开罗，一度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哈里发王朝，一些哈里发也热心鼓励学术，开罗城中也聚集了四方学者，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又一文化中心。　　

　　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基姆(H?akim)在开罗也建起类似“智慧宫”那样的学术机构，收集图书，招纳学者。他还在一座山上建起观象台。他本人就是星占学爱好者，常在黎明前骑着灰驴前往台上观星。据当时人的记载，观象台上装备着巨大的铜质星盘。　　

　　聚集在开罗的天学家形成所谓“开罗学派”，其中最重要有两人。一是优努斯(‘Ali ibn Yūnus，?～1009)，他在公元977～1003年间，作了长达26年的天文观测，在这基础上编成以哈里发哈基姆命名的《历数书》(Zij)。书凡81章，内容浩瀚。其中汇编了大量观测记录。并论述了许多计算理论及方法，如根据太阳地平高度计算时刻、太阳地平坐标的计算、黄道与赤道坐标的换算、日月距离的测量计算、恒星岁差等。书中还采用正射投影和极射投影方法，解决了许多球面三角问题。据说此后300年间，阿拉伯世界的《历数书》皆以此书作为工作的基础和蓝本。　　

　　哈基姆宫廷的另一位天学家是海萨姆(Ibn alHaytham)，名声更大，在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时代，他的拉丁化名字海桑(Alhazen)在欧洲广为人知。这主要是他的光学著作《光学书》(Kitāb alManāz?ir)风行欧洲的缘故，海桑的大名伴随着此书的拉丁文译本《光学宝鉴》(Opticoae thesaurus)不胫而走。人们在R?培根、达?芬奇(Lionardo da Vinci)以及开普勒的著作中，都看到了此书的影响。同时，海萨姆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相传他关于天文星占、数学、医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不下百种。　　

　　海萨姆不离当时阿拉伯天学界的风气，参与了重新设计太阳、月亮、五大行星运行模式的课题——在托勒密的本轮—均轮体系上进行修改、增添，或者甚至另辟蹊径。海萨姆也设想了一种方案，在每个本轮上增添一些球，稍后也曾产生过相当影响。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0节 伊儿汗王朝与帖木儿王朝

　　这是以伊朗地区为中心先后建立起来的两个蒙古人王朝。蒙人一般对各种宗教持宽容态度；伊儿汗王朝在立国40余年后且又改宗伊斯兰教；特别是，经过阿拉伯倭马亚(Umayyad，亦译作“伍麦叶”)王朝(中国古籍中称作“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持续征战，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纪中期就已完成了对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征服”，因而此后中亚蒙古王朝的天文学—星占学进展，仍不妨归于伊斯兰天学的大范畴内叙述。　　

　　公元13世纪中叶，持续了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蒙古人大举西进，首领旭烈兀(Hūlāgū，有时也拼作Hｕlegｕ，成吉思汗之孙)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建立起伊儿汗(IlKhān)王朝。这旭烈兀热衷天学，敬重学者，在西征途中访到了一位大贤——当时正在隐居著述的突斯人纳绥尔丁(Tūｓī，Nas?ir alDīn al,1201～1274)，这是伊斯兰世界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通晓天文星占、数学、矿物学、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等(皆有他传下的著作为证)。旭烈兀以高薪将他聘为朝中顾问，大加礼敬，并任命他为新朝的首席天学家，于1259年开始在马拉盖(Marāgha，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城南)建设大型天文台，由此掀开世界天学史上动人的新页。　　

　　因有新兴王朝充裕的财力支持，加之以广招贤才，马拉盖天文台建成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台。台上装备精良，有大型的墙象限仪、装置着五个环和一个照准仪的复杂浑仪、具有两个象限仪的平径环仪、星位角尺等。天文台还附设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号称藏有“所有科学的书籍”。天文台还吸纳各国学者来此工作，现代研究者们相信，来此工作的学者中有一个中国人，可惜至今仍未能考定其姓名身世。马拉盖天文台一度成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此时巴格达、开罗等处都已随着王朝更替而式微了)。　　

　　这里不妨对墙象限仪(mural quadrant)稍微多说几句，因为这是一种阿拉伯风格非常浓郁的天学观测仪器。这仪器的主体是一堵位于子午面中的墙(即垂直于当地地平，而且竖立在正南北方向的墙)；在墙的南端上方安置一个轴，这轴同时还作照准用的准星；一根很长的照准杆，一端固定在轴上，可以在墙面上转动，这样它的另一端的轨迹就可以在墙上划出四分之一的圆周(此仪名称即由此而得：quadrant即拉丁文“四分之一”之意；今解析几何将一圆划分为四个象限，也是由此得名)；在这段圆周上，刻画上精确的刻度。使用此仪，可以直接测读出各种天体经过当地子午面时的地平高度，由此可以推算出一系列有关数据，因此是星占学—天文学家非常得力的仪器之一。在望远镜发明之前的时代，欲求观天仪器读数精确，最容易想到的途径就是增大仪器的尺寸，这样圆周会更大更长，其上的刻度就可以划分得更细。在这一点上墙象限仪得天独厚，因其主体是一面墙，结构简单牢靠，建造相对容易。因此伊斯兰天学家竞相建造巨大的墙象限仪，其流风余韵，至文艺复兴时代在欧洲仍未止歇。巨大的墙象限仪往往成为星占学家形象后面的重要背景。　　

　　马拉盖天文台在纳绥尔丁主持下，编写了一批天学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儿汗历数书》(Zīj IlKhāｎī)这是在该天文台十余年观测的基础上编算而成的。此书原用波斯文写成，后译为阿拉伯文，其中一部分于1650年被译成拉丁文。书中最重要的贡献，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是测定岁差常数为51〃／年。　　

　　纳绥尔丁又著有《天文宝库》(Tadhkirah)一书。书中不满意托勒密的行星小轮模型，试图另出新意。他主张一种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球相互内切或外切组成的体系，各球以不同的方向和速度旋转。他对此颇为自负，认为是前人未得之秘。为了建立这种几何体系，他在《天文宝库》第13章中证明了一个直观上不太容易想像的定理：　　

　　若一动圆在一定圆内沿定圆圆周滚动，动圆直径为定圆的一半；则动圆圆周上任一点的轨迹是一条直线，而且就是定圆的直径。　　

　　他将这一定理应用于他的行星运动模型中，以此解释行星的视运动。纳绥尔丁的模型被认为是中世纪惟一的行星运动新模型，据说还可能对哥白尼天文学理论的创建产生过影响。还有的西方学者则指出，纳绥尔丁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们前面谈到过的海萨姆有关理论的影响。　　

　　纳绥尔丁还为托勒密《至大论》写过评注(一千多年间，西方天学家为这本名著写过无数评注)，并将阿拉罕?索非(Abd alRahāｎ alSūfī)所著的《恒星图像》(S?uwar alKawākib)一书由阿拉伯文译为波斯文，他还写过有关星盘等方面的专题论著。　　

　　除此而外，这里还必须提到，马拉盖天文台上的仪器、书籍、人员(甚至可能包括纳绥尔丁本人)都曾和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本土发生过关系。可惜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必须留待以后再详谈了。　　

　　马拉盖天文台虽然一度盛况空前，无奈伊儿汗王朝国祚太短。1370年，在原伊儿汗王朝的版图上，帖木儿王朝代之而兴；王朝的创始人帖木儿(Timur)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凶残勇猛，血火开道，相传他杀人如麻，喜用人头骨垒造金字塔；他攻灭伊儿汗王朝，马拉盖的学术中心也跟着玉石俱焚了。但是新朝传位到帖木儿之孙乌鲁伯格(Ulūgh Beg,1394～1449)，情形却又大变。乌鲁伯格本人就是一位有很高水准的星占学—天文学家，他又追慕前朝马拉盖学术中心的盛况，乃仿之而行，在他的首都撒马尔罕(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境内)建起天文台，自己亲自主持工作，在台上观天测星(自1420年起)。　　

　　撒马尔罕天文台规模也不小，高达三层，台上装备着巨型墙象限仪，据说圆周半径竟达40米，其上刻度1毫米对应角度5〃。这座由国王亲自主持的天文台，经过多年观测，编算出一部《历数书》，西方人常称之为《乌鲁伯格天文表》。书中包括行星星历表、几乎所有穆斯林东方城市的地理坐标表等；但最受人重视的是一份包含1018颗恒星的星表——对西方世界而言，这是自希巴恰斯—托勒密星表以后千余年间第一份独立观测而得的星表(此前各种星表皆以托勒密《至大论》中所载星表为基础，故不独立)。据有的前苏联学者指出，这部《历数书》原是用塔吉克语写成的，后来才译成阿拉伯语。　　

　　乌鲁伯格以星占学名世，却也以星占学丧生。他自己既是完全够格的星占学家，多半笃信星占之学，而根据星占预言，他注定后来要被儿子所杀。为此他将其子放逐，以求自保，不料此举引起儿子怨恨，真的将父王谋杀了。尽管此事可能与宗教斗争有关，但星占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无疑的。在世界历史上，这种“预言孩子将弑父—放逐或下令杀死此子—孩子活下来长大并果真弑父”模式的故事有很多，在这种事中，最先的那个预言起着“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知不觉中操纵着当事人走向预言的结局，下令放逐或杀子就是受此种暗示操纵的表现。　　

　　图18伊本?舍德(Lbn alShāt.ir)的双本轮体系，与哥白尼(Copernicus)的方案非常相似。正当伊儿汗与帖木儿两王朝改朝换代之际，在大马士革一座清真寺中，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阿拉伯天学家伊本?舍德(Ibn alShāt?ir)(约1305～1375)在工作着。他也加入了当时阿拉伯天学家们探讨行星运动新几何模型的行列，提出了他自己的一种模型。本来他的工作久已被人们忘怀，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被阿拉伯天学史的权威学者肯尼迪(E.S.Kennedy)重新发现，公布之后，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并纷纷猜测他的工作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伊本?舍德抛弃了托勒密的“对点”(equant)假设，而代之以一种“双本轮体系”(double epicycle system)，即在本轮上再加一个小轮，以此来描述行星运动中的变数(参见图18)。这被认为与哥白尼所采用的方案非常相似，于是产生了哥白尼是否受过舍德的影响之类的猜测。不过这些猜测迄今并未获得证实。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1节 西班牙：交流的孔道

　　阿拉伯人早在公元8世纪初就已征服了西班牙半岛。公元750那年改朝换代，阿拔斯王朝的屠刀下，有一个倭马亚王室的后裔经历千辛万苦，侥幸逃脱了性命，远涉重洋到达西班牙，他在那里得到倭马亚王朝旧臣的拥戴，建立起后倭马亚王朝。等到统治逐渐稳固之后，这里的哈里发们也没有忘记偃武修文，鼓励学术，天文星占之学也就在这里形成所谓“西阿拉伯学派”。　　

　　西班牙的伊斯兰星占学家们，在理论上一般都追随巴格达的阿尔布马扎(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和在别处的星占学家一样，为了能准确掌握星辰运行的规律，他们自然会致力于编算《历数书》、《天文表》之类的文献，同时也很自然的会致力于探索新的行星运动几何模型——当然，对于探索精神和客观条件相对不足的星占学家而言，他只消在这两方面掌握前人的成果，也就可以敷用了，中世纪许多欧洲星占学家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星占学家身上，“天文学”的味道就几乎完全没有了。但是阿拉伯世界的星占学家们，却普遍表现出相当强的探索精神。　　

　　后倭马亚王朝著名的天学家萨迦里(Zarqāli)，与一些伊斯兰及犹太教的天学家合作，进行观测和研究，在此基础上编成著名的《托莱多天文表》(Toletan Tables)，自1080年编成之后，在欧洲被长期行用，垂二百之久。萨迦里还著有《论太阳运动》，书中记载他通过25年的长期观测，测定太阳远地点在黄道上的运动为1°／229年；《星盘》，专论星盘的结构及使用之法；《论行星天层》，设计出另一种与《至大论》不同的行星运动几何模型。此外他还设计过一种称为S?afīih?ah的改良观象仪。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过，设计与托勒密不同的行星运动几何模型，是伊斯兰天学界的时尚，而且东西千万里，持续数百年，成为一种传统。西班牙的伊斯兰天学也不例外，萨迦里之后，许多人都追随这一传统，可以提到的有阿布拉(Jābir ibnAblah?，拉丁文名Geber filius Afflae)、比脱鲁杰(alBit?rūji，拉丁文名Alpetragius)二人。此二人都著有一部《天文书》(Kitāb alHay ah)，前者激烈批评托勒密，后者则试图将早已废弃不用、在托勒密之前由古希腊天学家欧多克斯确立的同心天球模型加以复活。　　

　　西班牙半岛上“西阿拉伯学派”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当伊斯兰天学在此处繁荣之时，正值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势力进入西班牙的前夜。当基督教与伊斯兰两个阵营、两种文明在这里短兵相接、相互对峙时，这里就成了古希腊科学和阿拉伯科学输入西方的主要孔道。希蒂对此有很好的概述：　　

　　拉丁的西方，正是通过西班牙，最后发现了东方在天文学和占星学方面的启示。主要的穆斯林天文学著作，是在西班牙被译成拉丁语的，……。《阿拉伯通史》，第682页。　　

　　在中世纪，阿拉伯人无可争议地成为古希腊学术遗产的主要继承者，现在，他们要在这里向望见文艺复兴曙光的欧洲人转交这些遗产——其中当然永远地保留着他们自己的智慧、创造和色彩。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2节 翻译运动

　　中世纪的翻译运动，是世界学术史上潮流转换的大关节，而在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运动中，阿拉伯人一直扮演着主角——星占学的历史在这里完全不例外。　　

　　翻译运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讨论。第一阶段大致始于公元8世纪中叶，主要中心在巴格达。这是阿拔斯王朝大体完成扩张，“天下底定”后偃武修文、鼓励学术的重要举措，特别是阿拔斯朝第七代哈里发麦蒙(公元813～833年在位)统治期间，提倡推行甚力，由此开启了所谓“百年翻译运动”。本来阿拉伯学者的翻译活动早在倭马亚王朝时就已发端，但那时多为个人事业，零星进行，没有什么计划；至麦蒙时乃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事业，由政府资助，有计划地大规模进行，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鼓励学术的政策措施，如“智慧宫”之设、译书之举等，也开创了功德无量的良好传统，为此后各个哈里发王朝所继承。　　

　　阿拔斯朝译书之初，特别侧重于波斯古籍。这是因为阿拔斯朝之推翻倭马亚王朝，主要依靠了波斯人的力量；后来麦蒙与其异母兄弟争位而致内战，也是依靠波斯人的支持而获胜的(此时波斯早已归于阿拔斯王朝版图了)。当时朝中波斯人遍踞高位，他们也热心促成波籍古籍之译成阿拉伯文，这样可以由宣扬波斯文化而提升自己的地位。当时译出的波斯古籍中，以文学、历史方面为多，星占学方面的较少，但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一个例子(即《帕拉维历表》)。　　

　　译自印度的星占学著作，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一部《悉檀多》。当时(公元8世纪下半叶)印度天学早已进入“希腊时代”数百年之久，在印度本土天学成分存在的同时，希腊天学成分相对来说占据主导地位，这部《悉檀多》应该也不例外。由于“悉檀多”只是“历数书”之意，并非专名(但许多讲述阿拉伯学术史的书不明此点，乃据原文Siddhānta将书名译成《欣德罕德》，不免使人莫名其妙)，所以此书原本为何书、属印度天学“希腊时代”五大派中哪一派等问题，都还不知其详。此外，这一时期还译了许多印度的文学书，这里不必详述。　　

　　如果说翻译《悉檀多》开创了阿拉伯人的天文星占之学的研究，那么当古希腊的星占学、天文学著作被译介进来之后，阿拉伯天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阿拔斯朝从希腊文翻译天学著作最早的一批翻译家中，必须提到巴特里奇(Ibn alBat?riq)，他生前未及目睹麦蒙统治时代的学术盛况，但托勒密的《四书》却是由他译成阿拉伯文的——这无疑是阿拉伯天学的奠基之作。约略与此同时(公元800年左右)，《至大论》的阿拉伯文译本也完成了。我们不应忘记，如今全球通用的《至大论》书名Almagest，就是一个经过拉丁文转写的阿拉伯名称。再稍后不久，托勒密的另一部著作《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也被译成阿拉伯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星假说》(Planetary Hypotheses)一书，这是托勒密晚年的重要作品，书共两卷，希腊文古本只保存下第一卷，而至关重要的第二卷，则只是在阿拉伯文全译本中才得以保存。非常少为人知的是，这第二卷中不再沿用本轮—均轮体系，而是出现了许多实体的球(《至大论》中的本轮—均轮只是“几何表示”，绝无实体)，这里每个天体皆有自己的一个厚球层，各厚层之间又有“以太壳层”(ether shell)，厚层中则是实体的偏心薄球壳，天体即附着于其上。这里的偏心球壳实际上起了《至大论》中本轮的作用(在计算时)。托勒密晚年的这种行星运动模型，在总体风格和许多细节上都与中世纪阿拉伯天学家竞相设计的行星运动新模型十分相似，他在这个问题上对阿拉伯天学家的启发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学者看到中世纪阿拉伯天学家纷纷批评托勒密，并各自设计与《至大论》中不同的行星运动模型，就推断说在阿拉伯天学界存在着“反托勒密思潮”，未免有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他们“反”的只是托勒密早年在《至大论》中的行星运动模型。　　

　　当阿拉伯人接触到托勒密的上述著作之后，他们的星占学—天文学水准很快就超越于波斯和印度之上。翻译原作之后，他们也开始了改编、模仿的工作。例如，法格哈尼编撰了一部《至大论》的纲要(公元850年)，对欧洲很有影响；又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巴塔尼的《历数书》，第一部分就是仿照《至大论》的格局，第二部分则仿照《实用天文表》。　　

　　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著作，原著作从何而来呢?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与拜占庭的关系并不太好，后者被视为阿拉伯帝国“在西方的永远的敌人”，从倭马亚王朝时代双方就不断进行边界战争。但到了公元9世纪，双方关系缓和，和平共处，交通也通畅了。阿拔斯王朝的学者争赴君士坦丁堡等处购求希腊古籍。相传麦蒙曾亲自致函拜占庭皇帝，索求希腊古籍，得到许诺。拜占庭皇帝不止一次向哈里发赠送大批书籍。因此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家除了《四书》、《至大论》这些星占学—天文学著作，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希腊学术著作。　　

　　上述翻译运动第一阶段中，阿拉伯人扮演主角是显然易见的。到了第二阶段，说阿拉伯人扮演主角就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了——第二阶段中的翻译家主体是欧洲人，但是他们译的许多书是阿拉伯文著作。这一阶段的主要中心是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城——前面提到的《托莱多天文表》即因此城得名。　　

　　西班牙的托莱多城本来就是西欧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后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它又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镇。公元1085年它被基督教的西方“收复”，但西班牙半岛上的穆斯林王国依然长期存在(穆斯林的最后一个重镇格拉纳达直到1490年才投降)，这使得托莱多，以及另一座名城科尔多瓦(Cordoba,1236年“收复”)，成了西欧学者吸取伊斯兰学术养料的学堂。大批学者纷纷赶往托莱多城，从事拉丁语的翻译活动。　　

　　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是阿拉伯的“翻译院”，而公元11世纪的托莱多则是拉丁西方的“翻译院”。这里盛况空前的翻译活动有两大特点：一、翻译活动始终得到基督教会的资助；二、翻译的作品中，主要是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其次才是阿拉伯原著和希腊语原著。这一时期有名的译者甚多，此处只能略举若干人如下：　　

　　从事将阿拉伯文著作译为拉丁语的：　　

　　约翰尼斯?希斯巴纳斯(Johannes Hispanus)　　

　　赫曼纳斯?达尔马拉(Hermannus Dalmala)　　

　　杰拉尔德(Gerard,克雷默纳的)　　

　　阿德拉德(Adelard,巴思的)　　

　　威廉(William,孔契斯的)　　

　　罗伯特?雷廷斯(Robert de Retines)　　

　　赫尔曼纳?阿历曼纳斯(Hermanne Alemannus)　　

　　布莱修斯?阿曼甘特斯(Blasius Armegandus)　　

　　阿诺德(Arnold，巴塞罗那的)　　

　　埃吉休斯?特里巴迪斯(Egidius de Trebaldis)　　

　　柏拉图(Plato，提沃里的)　　

　　约翰(John,塞维利亚的)　　

　　从事将希腊文著作译为拉丁文的：　　

　　巴托罗缪(Bartholomew,墨西拿的)　　

　　勃艮第奥(Burgundio,比萨的)　　

　　犹杰努斯(Eugenius,西西里的)　　

　　阿德密勒尔(Admiral,西西里的)　　

　　在这一时期中译为拉丁文的阿拉伯文星占学—天文学著作(希腊的和阿拉伯人的)数量非常可观，这里只能略举其重要者：　　

　　托勒密的《四书》，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拉丁书名Quadripartitum)。　　

　　托名于托勒密的《金言百则》(我们前面曾和《四书》一起谈到过)，由塞维利亚的约翰译出。他还译了马沙?安拉、阿尔布马扎等人的星占学著作。　　

　　《至大论》，1175年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成第一个拉丁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与天学有关的著作也由克雷默纳的杰拉尔德译出：《天象学》(Meteorologica，以往常译作《气象学》，不准确)、《生成与毁灭》(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巴塔尼的《历数书》，最先由英国人雷蒂尼西斯(R.Retinensis，又名Cataneus)译为拉丁文，但已佚失。稍后又由提沃里的柏拉图译出，但他的译本出版时用了《星的运动》这一书名，再版时又改成《星的科学》，都大失原意。　　

　　这些阿拉伯著作译成拉丁文之后，给西方的星占学注入了新颖的内容。关于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及它与周边诸文明中天学的承传关系，我们可以由图19所示的方框图大致表示出来。图中没有箭头的线表示双方有着同时的双向关系；虚线表示关系比较弱；埃及、巴比伦、波斯之所以被置入阿拉伯的大框内，是由于它们都在“伊斯兰征服”之下归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了；又由于图19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所以埃及、巴比伦、波斯三者虽然曾经与希腊—罗马关系密切，但不在我们现在所论的时间范围之内，可不必反映。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图19仅仅是一幅大致的示意图，不可能巨细靡遗，省略许多细节是不可避免的。　　

　　图19阿拉伯星占学—天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承传关系。无箭头的线表示有同时的双向关系。　　

　　最后，我们或许已经可以感觉到，在阿拉伯学术中，星占学—天文学(我们在行文中有时也简称之为“天学”，以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何以会如此?下面是一种解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1)，“译校者序言”，第5～6页。　　

　　阿拉伯人原来索居广漠，游牧为生。白天酷热，活动多在夜间和早、晚。万里黄沙，莫辨东西，全靠观察星象来指引方向。伊斯兰教兴起后，各地穆斯林每天按时作五次礼拜时，必须面对麦加卡尔白(天房)，白天靠太阳，夜晚察星位，才能确定卡尔白方向。因此，穆斯林十分重视星象学。　　

　　当然，人们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第八章文艺复兴：星占学盛极而衰　　

　　这个时代虽是伟大发明、发现和新科学概念兴起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浮士德(Faust)和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当时法国著名的星占学家，详见本章第二节二。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3节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这一被人们无数次使用的词汇究竟何指，首先在时间上就很难明确界定，谁也无法说清文艺复兴具体开始于哪一年。而且，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再逐渐向全欧洲扩散，但它究竟算在哪一年到达了法国、德国或英国，同样难以确认。不过只要记得这是一个在中世纪之后、现代世界到来之前的万象更新的伟大时代，对于阅读本章来说也就够了，何况论述年代有时还需向后延伸。　　

　　星占学的“第二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带来了星占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次的盛况又大有过之；由于年代较近，留下了更丰富更全面的有关史料。然而从表现方式来看，星占学的两次黄金时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颇有相同之处，都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君王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普遍沉迷此道；二是都出现了将第一流天文学家与第一流星占学家一身二任的代表人物——在希腊化时期是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第谷和开普勒。　　

　　一、君王、贵人和星占学　　

　　先看意大利的情况。那时，每个君主的宫廷里几乎都有星占学家充当顾问，为大小事务出谋划策。在佛罗伦萨等“自由城市”中，也有市政府正式任命的星占学家。在大学里，从14世纪起就任命了星占学教授。罗马教皇们，除个别例外，都迷信和依赖星占学。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Ⅱ)加冕和返回罗马的吉日是星占学家为他推算的；著名的利奥十世(Leo Ⅹ)则认为在他任教皇期间星占学大为盛行是他的荣耀，并有一位星占学家为他“讲解过去年代极端隐秘的或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事情，而且几乎每天都正确无误地预言任何潜伏的未来事件——事后都得到事实的验证”；而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则“在星占学家为他定出时间之前是从不召开枢机主教会议的”；还有的教皇甚至连接见宾客的时辰也要由星占学家为他推算好。按照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的说法，在星占学盛极一时的年代，意大利的贵人们几乎家家户户都雇着一位星占学家，只不过“不一定能够保证他吃得上饭”——就是说有时候薪金很低。　　

　　君王们迷信星占学，在其他各国的情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举行加冕典礼的吉日，就是由星占学家迪(John Dee)用星占学理论为她推算择定的。后来出现了1577年的大彗星，引起普遍的惊恐，女王又将迪召去垂询。而法王路易十四(Louis )听人报告说英国国王信仰星占学之后，就自作聪明地任命一位星占学家作为驻英特使；不料这位特使道行太浅，竟至有辱君命——在一次赛马中英王要他预言赢家以供选择，结果他预言失败，只好奉召回国去了。　　

　　与各国君王相比，王公大臣等贵人们对星占学的热情似乎更大。1524年有所谓“日月五星会聚双鱼宫”的罕见天象，据说预兆了又一次《圣经》中所说的那种大洪水，一位修道院院长就特地到山上去盖起房子，储备给养。英王的国务大臣史密斯(T.Smith)为星占学耗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如果不想到星占学，几乎就夜不能寐”。另一位国务大臣则请星占学家为他排算了算命天宫图，他临终遗言说：星占学家对他一生事件的所有预言最后全都应验了。就是名垂千古的大科学家牛顿，年轻时也曾买过至少一册关于星占学的书；而据现代学者对牛顿的研究，他晚年热衷于研究的学术，除了神学、年代学、炼金术等等，还有一项就是“预言书”——这类书籍十之八九都与星占学有关，后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一点。　　

　　要说到这一时期各方面著名人物之热衷于星占学，例证极多，兹再述几则以见一斑。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P.Melanchthon)笃信星占学，相传有一种托勒密星占学著作的注释本即出自他之手；他除了理论上的兴趣，还进行星占学的实践，有一件逸事说，他为友人的六岁孩子排算了算命天宫图，预言此子将成英勇斗士而“臻于崇高之精神境界”；然而这孩子其实是女孩，于是传为笑谈。当时请星占学家推排某人的算命天宫图，往往要隐瞒一些要点(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假名)以考验星占学家的“道行”深浅如何。培根(F.Bacon)在《论说文集?论预言》中记述他在法国时听来的故事说：法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曾将法王生辰用假名请星占学家推排算命天宫图，星占学家预言此人将死于决斗中，王后闻之大笑，心想还有谁敢向国王挑战或寻求决斗?后来法王与其卫队长比试驰马枪技——从中世纪起这就是西欧武士的传统决战方式：双方各自骑马相向急驰，在交会的一瞬间用长枪设法刺伤对方或将对方击下马去，如未分胜负则再驰马重来一回合，直至分出胜负；当双方实力相当时，长枪的木柄经常会在交会瞬间因冲击而折断，谁知卫队长的长枪折断时一根木刺刺入法王的面甲缝中(那时武士从头到脚皆有铁甲遮护)，法王竟然真的就“龙驭上宾”了。培根记述此事并非偶然，因为他有一种想法，觉得当时的星占学与炼金术两者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再如法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笛卡尔(Descartes)，有时也谈谈星占学，相信是“天使”使日月星辰运行不息。一般来说，政治人物对星占学的迷信要更重一些，法国那位大权独揽的铁腕人物、大名鼎鼎的首相黎塞留(Richelieu)，就长期把星占学当作施行内政外交的工具，据说他召集的各种会议上，总是有一位星占学家出席。　　

　　星占学之所以盛行一时而且深入人心，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当时人们的“迷信”或“愚蠢”(像许多普及性读物中经常说的那样)。比较可信的解释是：直到那时为止，人类仍未能对客观物质世界达到足够程度的了解；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仍有大块的基础性空白(比如，是什么机制使得天体运行不息?……还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星占学作为一种宇宙观、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尚未能被有效地替代。托马斯(KThomas)说：K托马斯(KThomas)：《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20～121页。　　

　　占星学说乃是有教养者对于宇宙及其作用的构图。……它必须有生理学因而也就是医药学的知识。它谈到了星辰对于植物和矿物的影响，因此就形成了(?)植物学和矿物学。心理学和人种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占星学问为前提。占星术在宗教改革时期比在中世纪更甚地渗透到科学思想的一切方面。它并不是一种小范围的学问，而是教育人们的整个知识结构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而且，从人类知识积累和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星占学确实起过相当的积极作用：　　

　　在不存在任何对立的科学解释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现成的思想主体(宗教除外)为光怪陆离的人类事务提供如此包罗万象的解释。同时，医学、生物学和矿物学等科学也没有发展到足以肯定和完全了解自然界的程度。这就是占星术所填补的知识空白，它促使人们试图了解普遍的自然规律。《巫术的兴衰》，第163～164页。　　

　　星占学和星占学家在那个时代欧洲社会中的地位，由此不难理解。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4节 第谷与开普勒

　　我曾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本书图1所示星占学家左右手臂上摊开着的书册——右臂上正是第谷的著作。第谷(1546～1601)是他那个时代欧洲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的天文学成就要比已经去世却尚未成名的哥白尼重要得多。国内以前有关读物中对于第谷的成就及地位颇多误解，可参阅江晓原：《第谷传》，《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Ⅰ》，科学出版社(1990)，第8～34页，及传后所列27种参考文献。至于开普勒当然青出于蓝，但是他要到第谷去世之后才登上历史舞台。　　

　　图20第谷(Tycho)的宇宙模型(1588)。日、月绕地球转，行星绕太阳转。地心体系。　　

　　第谷对星占学的兴趣，早在少年时代就已表现出来——那时对钻研“天上的学问”有兴趣的人几乎不可能对星占学置之不理，牛顿年轻时(他比第谷小41岁)去买星占学书籍，也是同样道理。第谷还在莱比锡求学时，就为一位教授推排过算命天宫图。20岁那年他在罗斯托克，适逢一次月食(1566年10月28日)，他推算后宣称：此次月食兆示着土耳其苏丹苏莱曼(Suleiman)之死(那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如日中天，基督教欧洲仍面临着它扩张的阴影)，不久果然传来苏丹的死讯。但是后来人们知道这位80高龄的苏丹其实是死于月食发生之前。不过按照星占学的某些原则，第谷这次预言不能算失败。　　

　　1574年第谷在哥本哈根大学作题为《论数学原理》(De disciplinis mathematicis)的演讲，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文献，他在其中阐述了他的星占学观，这部分内容受到许多现代学者的注意。他认为星占学与神学并无冲突，《圣经》只禁止妖术，并不禁止星占学。对于星占学的各种各样反对者，他认为“惟一有真才实学的”是皮科(Pico)伯爵(米兰多拉的)，因为皮科伯爵试图从根本上驳倒星占学。然而第谷接着又指出：不幸伯爵之死却恰好证明了星占学的正确——有三位星占学家都预言火星将在一个时刻威胁伯爵的生命，而伯爵竟真的死于此时(1494年11月17日)!　　

　　第谷在这篇著名演讲中也强调了“哲人主宰星辰”的传统观点，他用那个时代流行的夸张语调向他的听众们说：　　

　　星占学家并未用星辰来限制和束缚人的愿望，相反却承认，人身上有比星辰更崇高的东西。只要人像真正的人、像超人那样生活，他就能依靠这种东西去克服那带来不幸的星辰影响。……上帝将人塑造成这样：只要他愿意，他自己就能战胜星辰的影响。《第谷传》，第28页。　　

　　这就是说，人的命运虽可通过分析星辰运行来揭示，但这一命运并非绝对不可变更，人的意志和自身努力就有可能改变它。第谷认为上帝当然也能改变人的命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这种非宿命论的星占学观，听起来较为合理，也更容易使他的星占预言常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的天文学著作中，大都有谈论星占学的内容，第谷的著作也不例外。1573年的《论新星》(De nova)中就讨论了1572年超新星的星占学意义。在讨论1577年大彗星的德文小册子中，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着重论述大彗星出现所具有的星占学意义。此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书信交流仍是那时学术交流最主要的途径之一)，他也很认真地讨论着星占学，他致贝洛(H.Below)的长信就是一个重要例子。　　

　　1576年，丹麦国王将位于丹麦海峡中的汶岛(Hveen，地理纬度56°)赐与第谷，并拨巨款令他在岛上修建宏大的天文台和大量天文仪器，同时兴建的还有仪器修造厂、印刷所、图书馆、工作室和舒适宽敞的生活设施。从此他如鱼得水，大展宏图，他在此工作的二十一年间，汶岛上天文台之宏大壮丽、天文仪器之精良、天文学成果之丰硕，驰誉全欧，冠绝当时。王室对天文学的资助达到如此盛况(资助慷慨，且又得人)，可以说在历史上空前绝后，仅此一例而已。这件盛事此后被历史学家谈论了四百余年，直至如今，第谷在汶岛时的工作和生活仍令天文学家们艳羡不已。　　

　　不过，第谷在汶岛上从事他的天文学伟业期间，还要为丹麦王室提供一些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星占预言。例如，他为丹麦国王的三位王子分别推排了算命天宫图，这三份装帧华美的文件原本至今仍珍藏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王家图书馆中。这种文件实际上是一份冗长的报告(有两份都长达300页)，先是王子降生时刻的日、月、五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图示，接下来是各种计算和详细论证；这些内容都是拉丁文写成，但是最后的结论部分还要再用德文书写(据说是为了照顾王后的阅读)。例如，在为克里斯廷(Christian)王子所作的星占报告书中，第谷预言：　　

　　王子的童年将平安度过，因为金星处在有利位置上；尽管由于水星位置略为欠佳，会使王子在出生后第二年染上小病，但有惊无险，并不严重。从12岁起王子将染上起因于黑胆汁(black bile)的较为严重的疾病。29岁那年王子必须在健康和尊严两方面都特别小心。56岁那年是一大关口，因为太阳和火星都不怀好意，金星对此无能为力；倘若王子能够度过这一劫难，他将会有幸福的晚年。引自J.A.Gade:The Life and Times of Tycho Brahe,Oxford Univ.Press(1947)，p.79.　　

　　不过，第谷在每份报告后面都要强调指出，他的预言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上帝根据自己的心意可以改变一切”。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第谷的星占学活动很可能真对那个时代北欧的政治形势产生过实际影响。第谷曾为古斯塔夫(Gustave Adolphe)作过星占预卜，他预言这位瑞典王室的支系后裔将会成为瑞典国王。在他去世之后十年，此人果真登上了瑞典王位。据17世纪的历史学家记载，正是第谷的星占预言鼓动了王室支系的勇气，使他们下决心去夺取在嫡系手中的王位。　　

　　在那位慷慨资助第谷的丹麦国王去世之后，新王对第谷的恩宠日渐消减，无意于继续资助他，最后他在汶岛长达二十一年的“天学蜜月”终于黯然结束。他不得不前往布拉格，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资助，可惜他才安顿下来一年多，竟以54岁的有为之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但是他总算来得及在去世之前做成了一件他自己根本无法想像其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大事——他将一位29岁的年轻人召来成为自己的学生兼助手，这年轻人就是已经显露才能但尚无地位的开普勒。如果没有第谷，没有他遗留给开普勒的大量精密观测资料，就不会有日后的行星运动三定律(1609、1619)，也就不会有作为第一流天文学家的开普勒。不过作为著名星占学家的开普勒仍然会有。　　

　　开普勒(1571～1630)，属于那种对神秘主义事物十分入迷的天才人物。仅就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这一项贡献而言，已经足以使他进入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况且他在光学、数学、天体引力思想等方面都还有重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像他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不和星占学发生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深深卷入当时与重大政治、军事形势有密切关系的星占活动，他作为大星占学家的声誉也正是由此而来。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中期，交战双方的军事领袖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一方就是那位第谷预言他会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此时早已登上王位，称古斯塔夫二世Gustave Ⅱ)，他与法国结盟，并与德意志信奉新教的诸侯(勃兰登堡选帝侯与萨克森选帝侯)联合，攻入德意志西部和南部，连战连捷；另一方是著名的捷克贵族华伦斯坦(A.E.W.von Wallenstein)，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弗里德兰和萨冈公爵、最高统帅、大洋和波罗的海将军”。有趣的是，第谷为前者占卜，开普勒为后者占卜，这师徒二人分别为敌对双方的统帅占卜，而且他们对这两位大人物所作的惊人的星占预言，后来竟都得到验证。开普勒为后者所作的星占预卜尤富于戏剧性。　　

　　图21神情忧郁的开普勒(Kepler)。在那个战乱、迷信和没有宗教宽容的年代里，他是理性新世界和宇宙和谐的呼唤者。　　

　　早在1608年，有人来找开普勒，要他为一位“不想说出姓名”的贵族排算算命天宫图，并预测此人的未来。开普勒已经知道此人是谁，但并不说破，他推算之后作出预言如下：　　

　　(此人)忧郁警觉，酷爱炼金术、魔法和通神术，蔑视人类以及一切宗教的戒律习俗，怀疑一切，不论是上帝所为还是人的作为。……因为月亮显得很卑劣，所以他的这些特征将变成为引人注目的缺点，他将受到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的蔑视，他将被看作是一个怕见阳光的孤独野人。他残忍不仁，目中无人，放荡淫乐，对下属严厉凶狠，贪得无厌，到处行骗，变化多端，他常常沉默不语，暴躁易怒，好争好斗。……成年以后，大部分恶习都将被磨去，而他的这些不寻常的品性会发展为坚强的办事能力。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到争名夺利的强烈欲望，企求威严权势，因此他就会有许多强大的、对他不利的、公开和隐蔽的敌手，但他们大部分都将不是他的对手。……由于水星正和木星对立着，因此他将赢得声望，他将成为一个特别迷信的人，依靠这种迷信的方法他能把一大群老百姓笼络在自己周围，并被暴徒们推为首领。E厄泽尔(EOeser)：《开普勒——近代科学的兴起》，任立译，科普出版社(1981)，第79～80页。　　

　　图22开普勒(Kepler)为华伦斯坦(Wallenstein)排算的算命天宫图。中心方框里注明出生日期：1583年9月14日；占辞中提到的月亮在第11室；木星在第1室，水星在第7室，正好相对。　　

　　这个匿名来求星占预卜的贵族就是华伦斯坦，开普勒知道是他来求卜，他将华伦斯坦的名字用他自己的密码文字(这类密码文字是当时流行的作法，目的是既能暂时保密，又可“立此存照”)记在那份算命天宫图的原件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16年后，这份天宫图又被送回开普勒手中，上面已有华伦斯坦的亲笔批语，这次他仍然匿名，要求星占学家为他补充未来命运的细节——他此时即将出任联军统帅。但开普勒拒绝这样做，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的命运全由星辰决定，“那他就还未成熟，他就还未将上帝为他点燃的理性之光放射出来”，或者说，他就是还未明白“哲人主宰星辰”的大道。不过此举并未破坏这位大人物对开普勒的好感，他依旧颇为慷慨地赞助后者的天文学工作，为他提供住宅和各种方便，让他安心编撰星表(以帝国皇帝之名命名，即著名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令人惊奇的是，开普勒为这位统帅所作的星占推算中止于1634年，他不愿意继续推算下去；而偏偏就在这一年，这位统帅在达到他成就的顶峰——1633年底吕岑会战大获全胜，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战死——之后，因功高震主，受到猜疑而被解职，旋即遇刺身亡(2月25日)。人们似乎不能不承认开普勒为他推算流年恰好中止于这一年，是有预知未来之深意存焉。　　

　　开普勒作为一个成功的星占预言家的声誉，早在多年以前就已建立。他的一生历经战乱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麻烦，又不富有，因此不能不亲为稻粱之谋，他主要的谋生途径之一是编撰星占年历——一种很像中国古代历书(黄历)的出版物，我在下文另将谈到；这是那时非常风行的读物，所以颇能赚钱。开普勒在他的星占年历中对1618年作了这样的预言：春季“不仅气候，而且首先是行星的运行，都使人偏好争斗”。更奇怪的是，他精确预言了三十年战争爆发的时间：“肯定是五月里爆发”。事实是，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发生起义，群众冲入王宫，将两位钦使从窗口投入濠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掷出窗外事件”，三十年战争于是爆发。　　

　　开普勒虽然有上述这些惊人准确的星占预言，但他显然是深信“哲人主宰星辰”这一古训的，甚或还有过之——他主张人们绝不可因星占预言而放弃任何努力，这可举一例以说明之。1610年，德意志处在内战之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被历史学家们斥为“神经不正常的”鲁道夫二世(Rudolph Ⅱ)，开普勒是他的“皇家数学家”——头衔虽然动听，薪水却经常拖欠。皇帝为了巩固自己日益缩小的权力，召来了雇佣军；而反对派则召来匈牙利国王(从理论上说他是皇帝的臣子)。交战双方都要开普勒为他们作星占预卜，这时眼看鲁道夫二世末日将临，但开普勒仍恪守臣节，忠于皇帝，为此他故意为皇帝的敌人方面作了不利的预言，想削弱他们的信心；同时，他警告皇帝的拥护者们：在作重大决策时必须将星占学完全抛开，他慷慨陈辞：《开普勒——近代科学的兴起》，第56页。　　

　　我的意见是，占星术不仅应该从议会中清除出去，而且也应该从那些现在想给皇帝进言的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应该把它从皇帝视野里完全清除出去!　　

　　这番话出自一位宫廷星占学家(那时星占学家—天文学家总是被称为“数学家”，开普勒当时的头衔就是如此)之口，该是足够发人深省了吧。不过他的忠告无济于事，不久敌军攻入布拉格，皇帝退位，并在这年冬天离开人世，见上帝去了。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5节 乌托邦里的星占学

　　关于理想社会的文学性作品成批涌现，是这一时期欧洲思想界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对完美社会的理论设计，可以将源头上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是直到英国的莫尔(Thomas More)出版了《乌托邦》(Utopia，1516)一书，才形成了大致固定的模式——某个旅行者因意外机缘进入一处世外桃源，发现那里有着极其理想、极为完备的社会制度，惊异之下，大为仰慕，于是详细询问请教并四处参观，然后记录下来(或通过书信向故国友人描述)。作家通过这种形式，揭示当时现实社会的弊病，并展示自己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乌托邦”一词从此成为典故，专指“假想的完美社会”。国内以前追随前苏联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但莫尔等人所设想的是否真可称为“社会主义”，大成问题。继《乌托邦》之后，同类作品又在17世纪初叶接踵出现了三部：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城》，1601年成书，1623年出版；安德利埃(J.V.Andreae)的《基督城》，1619年出版；培根(F.Bacon)的《新大西岛》，1627年出版。此后两个世纪中，继起之作不绝。　　

　　在当时学者所设计的理想社会中，星占学居于何种地位?有何功能?考察这些问题，可以从一个有趣的侧面揭示星占学在当时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幸运的是，《太阳城》一书为此提供了颇为丰富的材料，因为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够格的星占学家。　　

　　《太阳城》假托一位“航海家”向人讲述他远航中去过的一个城市——太阳城。太阳城的最高领导者被称为“太阳”，只有那个最贤明、最博学并具有正直、仁慈、慷慨……所有美德的人才可出任此职。这位“太阳”必须懂得的学问之中，星占学是特别重要的几项之一(作者至少强调了两次)。在太阳城首领的知识结构中，星占学何以如此重要?原因是城中的许多工作和活动都必须由星占学来加以指导。　　

　　太阳城统治地区的农业生产是“根据风向和星座所处的良好位置”去进行的；畜牧业也依赖星占学的指导，例如，让马交配的时刻必须是“人马座处在星占表中火星与木星的良好方位上的时刻”，牛交配的时间要由金牛座的位置决定，羊交配的时间则取决于白羊宫的位置，如此等等。太阳城人患病时，“就要观察星象进行祈祷，并吃各种草药”。太阳城的居民人人都各尽所能，随才器使，“每个人在根据自己的禀赋进行工作时都能胜任愉快，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职务，都是从童年起就根据他们的爱好和他们诞生时辰星象的配合而确定的”。　　

　　太阳城是一座理想之城、幸运之城，这座城建立的时候，就用星占学作过严密推算：　　

　　当他们建立自己的城市时，曾确定宇宙四个角落的固定标志。在星占表中：　　

　　太阳以东的木星处在狮子宫；　　

　　水星和金星处在巨蟹宫，但它们在近处，所以形成了同行；　　

　　火星处在人马宫，即第五室，因为阿费塔(aphetes)和星占表扩大了，所以是吉祥的方位；　　

　　月亮处在金牛宫，这是对水星和金星有利的方位……；　　

　　土星力图处在第四室，但绝不会危害太阳和月亮，而且能促进基础的加固。　　

　　……　　

　　所以他们的星相学是值得重视的。康帕内拉(Campanella)：《太阳城》，陈大雄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6页。　　

　　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星占学的行家，一时技痒起来，在上面提到了好些当时流行的星占学术语，需要稍加解释：　　

　　上面提到的狮子宫、巨蟹宫、人马宫等，皆指黄道上的十二宫；又提到“室”，这是星占学家对黄道的另一种划分名堂，黄道上共十二室，依次如下：　　

　　生命室，　　

　　利润室，　　

　　兄弟与友谊室，　　

　　双亲室，　　

　　儿女室，　　

　　恶德室；　　

　　婚姻室，　　

　　死亡与遗产室，　　

　　宗教与旅行室，　　

　　荣誉室，　　

　　功勋室，　　

　　仇恨与奴役室。　　

　　日、月和五大行星被分成三类：　　

　　吉星：日、月、木星、金星；　　

　　凶星：火星、土星；　　

　　反复无常者：水星。　　

　　术语“阿费塔”原出希腊语，意为“发动力”；从托勒密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星占学家都使用这一概念，用“阿费塔”指那颗“使生命发动起来的”行星(包括日、月在内)。黄道上共有五个特殊的“阿费塔位置”，当太阳或月亮处在这种位置时即成为“阿费塔”；若此五位置上都没有太阳或月亮，方才允许其余五颗行星替补而成“阿费塔”。　　

　　上面这一段关于太阳城建城时的星占，实际上是“为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这一传统做法(本书第四章谈到过这种例子)的又一次实践——当然完全出于虚构。　　

　　太阳城人受星占学指导的事务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性交。太阳城中的男女——那里是实行公妻的——之间的性生活，严格听从星占学家和医生的指导安排：《太阳城》，第19页。　　

　　男女性交之前，要在两个分开的小房间之内独寝。性交时辰一到，就有一位女领导人从外面把两扇门打开。性交的时刻，要由星相家和医生努力抓住以下的时刻来决定：金星和水星处于太阳以东的吉室中，木星处于良好的方位，土星和火星也要处于良好的方位或处于它们(起作用的)方位以外。这对于经常成为阿费塔的太阳和月亮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喜欢星占表中的室女座，但也密切注意，使角落里不出现凶星，……而这些角落是可以根据整个或部分宇宙的协调来决定生命力的根源的。　　

　　在康帕内拉思想中，仍带有“只为欢愉而性交是不好的”这样的倾向，因此他为太阳城男女们设计的性交时刻，仍主要着眼于如何生下健康完美的后代。作为一个星占学家，谈论这类内容自然是他的老本行了。　　

　　最后，康帕内拉借那位“航海家”之口，大大谈论了一通太阳城人的星占学观——当然也就是康帕内拉本人的星占学观。大致有如下几端：星象是赞成人类善的意志的，星象是赏善罚恶的；星象与技术的发明、法律的演变、宗教的传播、王朝的更替、女性的掌权，以及淫乱、卖淫、道德败坏等等，都有密切关系。在《太阳城》后来的版本中，康帕内拉还加进了这样的段落：　　

　　他们不会相信英明的基督教最高主教会禁示星相术，只会禁止某些人所搞的星相术，即滥用星相术来预告以自由意志为转移的行动和超自然的事件。因为星辰对于超自然的现象只作为预兆，对于自然现象只作为普遍原因，而对于意志坚强的行动只作为理由、动机和促使行动的动因。……由此可见，星辰所指示的邪道也罢，战争也罢，饥饿也罢，它们之所以发生，大部分是因为人们多半受感性的动机所控制，而不是受理智的控制。《太阳城》，第136页。　　

　　这样的星占学观，已经颇为合理。　　

　　最后不妨顺便谈一谈，星占学还曾在《太阳城》作者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帮过他的大忙。康帕内拉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过了二十五年铁窗生活后，被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Ⅷ)将他引渡到罗马。教皇此举主要是出于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他是一位星占学爱好者，而被囚的康帕内拉在星占学方面名声很大，写过好几部关于星占学的书；教皇欣赏他的才学，所以设法庇护他。起先只是允许他公开发表作品，尚无人身自由，但当他完成了《人如何能避免星辰所预示的命运》一书后，终于得以重获自由。尽管他晚年还是免不了政治逃亡之苦，他的《星占学》一书又被政敌指为他不服从教会的证据，但罗马教皇曾因他的星占学而庇护他，这幕插曲还是很有助于了解星占学在那个时代风靡一时的盛况。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6节 星占历书：畅销读物

　　星占历书很可能是16、17世纪最为畅销的读物，据说销售册数超过《圣经》。姑取一些这一时期英国的有关数据以见一斑：1600年之前，在英国已出版了600余种这类历书；而在下一个世纪中这类出版物超过2000种。当时一位极负盛名的星占学家利利(W.Lilly)(下文还要专门谈到他)所编的星占历书，销量逐年上升：1646年印13500册，1647年为17000册，1648年为18500册，此后则每年售出近三万册。注意这仅是一城一地、一位星占学家作品的印刷销售情况，则全欧洲当年星占历书之盛行与畅销已不难推想。　　

　　这种如此畅销的出版物，究竟靠什么内容来引人入胜?一册星占历书，通常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相当于现代的《天文年历》(当然要简单得多)，包括这一年的天文事件，如日食、月蚀、行星的“合”之类；这部分要依靠天文学知识来预先推算。第二部分比较简单，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月份牌，给出该年的历日以及注明重大的宗教节日之类；这只要按历书规则排算一下即可。最重要、也最能检验出历书编撰者“道行”的是第三部分，即对该年重大事件的预测(历书都是在前一年预先编算好的)，这些事件包括战争、自然灾害、年成丰歉等等。除此之外，星占历书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内容，比如集市与庙会的一览、公路及里程指南、“开天辟地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简表、医药处方、法律用语、园艺须知之类。还有专供某一类职业的人用的历书，其中专门附有这种职业所需的常识，如供海员用的历书中有航海须知、供治安推事用的历书中有法律措辞，甚至还有迎合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内容。总之是尽量将历书编成一本对日常生活有用的手册。　　

　　公众购买这种历书之后，至少有如下几种效用：可以很方便地排算各种时刻的天宫图；可以“预知”来年的大事(准不准那要看造化如何了)；可以知道日常许多行事的吉凶宜忌，比如哪天宜服药、哪天忌放血之类；可以获得一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用的常识或信息。这些用途，无论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还是很少受教育的下层民众，都是需要的，所以几乎社会各种阶层的人都会去购买这类星占历书。　　

　　编撰畅销的历书虽然可以赚到钱，但也有风险。出版商来找星占学家，请他编来年的星占历书，付给他报酬，出版发行方面的风险由出版商承担；但是，如果星占学家在历书中对来年的大事“预测”不准，则不仅下次没人再找他编历书，他作为星占学家的“职业声誉”也要受损，以后就要“不好混了”。反之，倘若“预测”准确，则声誉大振，找他编历书的人越来越多。这方面开普勒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开普勒头一回干这种事是奉命编1595年的星占历书，他在历书中预测此年的大事有：“好战的土耳其人侵入奥地利”、“这年冬天将特别寒冷”等，结果都准确应验了，于是他作为一个历书编撰家名声大起，此后不断有人请他编历书。　　

　　星占历书在那时大行其道，许多上层人士都受其影响。当时有人抱怨道：“人们更喜欢查阅和思索他们的历书，而不是《圣经》。”许多乡绅把时间消磨在研读历书上，以便查找来年的国内外大事。1642年3月英国内战前夕，据说“即使国会中最优秀的分子”也被当时著名星占学家布克(J.Booker)所编历书中的预言扰得心神不安，因为那册历书在3月份处预言：“在本月下旬将有残酷和血腥的计划付诸实施”。而在1666年，六名密谋者研读利利所编的历书并进行星占学计算之后，择定9月3日作为起事的日子。类似的事例K托马斯曾举出很多。　　

　　图23一份1518年历书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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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7节 形形色色的职业星占学家

　　在著名的《浮士德》(Faust)“悲剧第一部”的开头部分，可以读到如下诗句：　　

　　起来!快逃吧!逃往辽阔的境地!　　

　　难道这种神秘的书籍，　　

　　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亲笔，　　

　　还不够作你的伴侣?　　

　　认识星辰的运行，　　

　　接受自然的启示，　　

　　那时你心灵的力量豁然贯通，　　

　　好比精灵与精灵对语。　　

　　凭这枯燥的官能，　　

　　解不透神圣的符记!哥德(J.W.von Goethe)：《浮士德》，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24页。　　

　　哥德(Goethe)在这里提到的诺斯特拉达穆斯，是16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噪一时的法国星占预言家，当时欧洲的国王们竞相设法罗致他，以便得到他的“服务”。而所谓“这种神秘的书籍”，自然是指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本久负盛名的《世纪预言》(Les Vrayes Centvries et Prophetles)。此书由一系列意义隐晦不明、几乎可以解释成任何事情的韵文构成对未来世界的“大预言”，简直就是中国古时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的法国兄弟。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H.Himmler)曾请了一位星占学家翻译此书，竟看出其中连柏林的陷落都已预言了!　　

　　与大言惑众，名动王侯的诺斯特拉达穆斯不同，佛罗伦萨的帕古洛(M.pagolo)作为一个星占学家，却“过着圣徒般的苦行生活”：　　

　　他几乎不吃什么东西，蔑视一切世俗的财货，而只是收藏书籍。他是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只是在他的朋友中间看病，并且规定他给他们看病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必须坦白承认他们的罪恶。……他也常常和老科西莫(Cosimo)见面，特别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因为科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术，虽然可能仅仅是为了次要的目的。不过，帕古洛照例只是向他的最亲信的朋友们解释星象。布尔克哈特(J.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501页。　　

　　这位星占学家之所以要过这种苦行生活，据说是由于他希望能使星占学“有利于道德”。　　

　　另一位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G.Cardano)的生平则又是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画卷。此人精通数学、医学、物理学、哲学等多种学问，直至今日数学教程中仍留有他的恒久印迹——例如求解一般三次方程的“卡当公式”(英语将他的姓拼成Cardan，故习惯译成“卡当”)。他出生于1501年，活了76岁。早年聪慧、博学但不富有，成年后偏又家门不幸，长子犯罪，幼子堕落，他本人在几处大学先后任教职，声誉渐起。他年轻时，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正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相传因自己命途多舛，路德曾改变了自己的生辰日期——希望通过这样“暗改八字”来扭转厄运；但卡尔达诺为之排算天宫图，预言他一生未可乐观。卡尔达诺这种喜欢为名人排算天宫图的嗜好后来给他带来了大祸——他竟为耶稣(Jesus)排算起算命天宫图来了!并宣称救世主一生的遭际都是由天上星象所支配的。结果于1570年被宗教法庭监禁，起诉他是“异端”(还有人说他入狱是由于债务，另一说是异端与债务两罪兼而有之)。他只好宣誓“放弃异端邪说”，才被释出狱，图24一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算命天宫图。中间方框中注有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1483年10月22日；但史书上记载的出生日期是这年10月31日(儒略历)。两者的差异或许正是“暗改八字”所致。但已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苦，而且失去了教授职位，并且不准他出版著作。这下生计无着，只得去罗马另谋出路，不想在那里时来运转。教皇庇护五世(Pius Ⅴ)赏识他的星占之学，付给他终生年薪，留他在教皇宫中任职，他总算有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临终那年他写了一本带忏悔色彩的自传《我的生平》(De propria vita liber，直到1643年始在巴黎出版)。关于他的死，还有一种惊人的传说：相传他早已为自己算定了归天的日期，到了那一天，他为使自己的预言应验，以维护他大星占学家的声誉不坠，采取了惊人之举——他是自杀而死的。　　

　　与上面这些依靠王侯庇护供养的星占学家不同，另一部分星占学家已经在这个时代成功地走上了商业化道路。他们开办星占学事务所，公开营业，为公众(王侯与平民同样来者不拒)提供咨询，“答疑解惑”，当然，也要为此收取费用。在英国，一个由这样的星占学家组成的学会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成立，并在1649～1658年间每年在伦敦集会——请注意，近代科学团体的冠冕皇家学会要到1662年才正式宣告成立。这些星占学家中特别有名的几位，在他们多年的经营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类似工作日志的文献，现代研究者托马斯称之为“判例汇编”。通过这些文献，可以了解当时作为一种行业的星占学的经营细节，并提供这类星占学家的典型个案。　　

　　在16～17世纪的英国，有三位最负盛名的星占学家——他们都在伦敦开业：　　

　　福尔曼(Simon Forman，1552～1611)　　

　　利利(William Lilly,1602～1681)　　

　　布克(Johm Booker,1603～1667)　　

　　这三人可称为那时的“三大星占学家”。其中福尔曼年辈最早，他主要作为医生，同时又作为星占学家、炼金术士和巫术师，活动于伦敦近30年，因为是“无照经营”，曾几度入狱。在他上述几种职业中，只有作为医生获有剑桥大学发给的许可证。这三人中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利利，出身于贫苦自由民之家，起先在人家家里做仆人，后来娶了东家的遗孀，差得自立。他只学习了不到两个月的星占学，居然就敢在1641年正式开业。三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星占历书。看来是由于他的天分，他迅速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又进而成为本行公认的领袖，在平民和上层社会中都拥有巨大影响。　　

　　关于这类商业化星占学家及其事务所的营运情况，可以从“三大星占学家”留下的档案文献中了解到不少。他们的事务所经常门庭若市，业务十分繁忙。例如，1597～1601年间，福尔曼平均每年进行1000次星占计算，而接到的询问则远远超过此数；利利在他业务的高峰期，每年进行星占计算近2000次；布克平均每年1000次计算的业务量持续了至少17年之久(1648～1665)，而在此期间他处理的咨询则达到16500次。当时这样的开业星占学家人数在200以上，上述三大家未必就是业务最繁忙的——只是他们有档案文献保存下来，所以得以在今天为人所知。由此推想，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对于到星占学家那里去求神问卜是多么乐此不疲!　　

　　所谓接待顾客的咨询，可以是主顾亲自前来求教，也可以派人前来或以书信传达；若是问题简单，星占学家或许片言即可发付，否则就要进行星占计算——具体做法是记下闻知问题的准确时刻，然后画出该时刻的天宫图，再默默思索一番，即可宣布答案，通常每次耗时不过一刻钟。　　

　　总的来说，像利利这样有名望的开业星占学家，是很能赚钱的。虽然利利努力显得“为富而仁”的样子，他对于穷人的医务咨询往往不收报酬，“他们如果愿付的话，就取一先令或半克朗”，他还呼吁同行们“无偿地施予穷人，无论是金钱还是建议”；但对于向高级政客提供的机密建议，他要收取极高的酬金。例如1647年他为一位保王党派来的中间人提供关于军事行动的建议，取酬20金币；1649年他受雇于国务会议，取酬25镑现金外加每年100镑的津贴；据说1662年这一年中他赚了500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巨款。那时英国货币的进位制是：1镑＝4克朗＝20先令＝240便士。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群体中，有一部分成员的身份颇令现代人感到惊异——他们竟是神职人员。例如，白金汉郡大林福德教区的教区长内皮尔(R.Napier)，将星占学和医学结合起来，施术长达40余年(1590年他出任教区长，至1634年去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文件，几可与前述“三大星占学家”比肩而立——事实上他正是三大家中的老前辈福尔曼的高足弟子，要说从业资历，比利利与布克都还要老一辈呢。又如约克郡梅思利教区的教区长阿谢姆(A.Ascham)，也是当时著名的教会星占学家和资深的星占历书作者之一。托马斯(K.Thomas)还列举过许多这类身为神职人员的星占学家和历书作者。看来从事星占学行业以为稻粱之谋与“献身上帝”在他们身上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那么最后人们要问：这些门庭若市的开业星占学家究竟能为当时的王侯巨富、愚夫愚妇、痴男怨女们答什么疑、解什么惑呢?这正是下面两节要讨论的内容。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8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上)(1)

　　这一节专述开业星占学家为私人事务提供的咨询服务。这些咨询的名目是如此之多，以致不得不进行归并。　　

　　一、寻找失物　　

　　这是许多主顾经常向星占学家求助的项目。那时人们确实普遍相信星占学家有能力依靠星占学方法推算出失物何在。例如，曾有许多主顾向利利询问诸如某学会丢失的金银餐具、西班牙商船上的150镑现金、某客栈的抢劫案、“索斯沃克特区的一个胖妇人”被窃的20镑钱等问题。又如，一位书商为朋友家失窃的钱财而去求助于另一位星占学家，星占学家为他绘制了星占图(但最后未能破案)。再如，一位药剂师所用的工具书(手抄本)失窃，他也立刻去求助于星占学家。求助者中有不少家庭主妇，要星占学家为她们寻找遗忘了的器皿、失窃的衣服之类；还有不少大户人家的仆役，因东家遗失了值钱物品而来求助(如果破案，他们就可洗去嫌疑)。　　

　　以今日的常识去推想，依靠排算天宫图之类的星占学方法，要正确解答上面这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星占学家充其量只能依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求助者所告知的有关情况作一些原则性的或模棱两可的推测而已。事实上这类寻物问题也正是开业星占学家最感难办的事之一。但是他们为了“职业声誉”，居然也都硬着头皮作“来者不拒”状，接下这些生意——不过他们通常不是指出窃贼的姓名，而只是描述出嫌疑犯的外貌，然后让主顾回去见机而作。闹出笑话的时候自然也有，托马斯曾从文献中举出一个事例：1505年，一家旅店中搬运工的物品被盗，搬运工依照一位伦敦星占学家对窃贼外貌的描述，认定窃贼正是旅店老板的儿子，遂将少东家逮捕；不料搬运工忽略了星占学家描述中的一个细节——窃贼“有褪了色的牙齿”，而老板的儿子张开嘴巴，却是一口牙齿洁白无瑕，于是证明他怀疑错了人，这下子他当然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二、寻人?寻逃仆逃犯　　

　　航海经商、探险、战争使大量男子万里跋涉，远赴异国他乡，他们的独守空闺的妻子成为星占学家事务所又一大主顾群体。有许多妇女因长期得不到丈夫的消息而痛苦不堪，以至有的人神经错乱，这时她们从星占学家那里听来一点“消息”，哪怕是谎言，也有很大的安慰作用。在利利的档案中，到处都是忧心忡忡的妻子来探询丈夫生死的事例。又如1595年一位妇女向福尔曼了解她那已经出海18个星期的丈夫安危如何；1617年一位妇女向星占学家“打听她距伦敦366英里的丈夫的归来问题”；1645年利利接待了许多这类女顾客，有的打听自己被拉夫充任战舰木匠的丈夫是否还活在人间，有的询问乘“博爱”号前去弗吉尼亚的丈夫(一个外科医生)的情况，有的来打听一个已于三年前被派往爱尔兰的骑兵的生死；又如1649年7月，一位面包师的妻子来找利利，询问她六年前出去当兵的丈夫的下落，利利推算之后告诉她：此人已于五年前死去。　　

　　仆人倘若逃走，也可去请教星占学家，他们可以测算逃人的去向。如果是犯人越狱潜逃，也可照此办理。例如1528年一位新教异端分子从牛津出逃，学院院长和代理主教就雇了一位星占学家来测算他逃跑的方向；又如1652年一位王党陆军中将从伦敦塔逃走，推测他逃逸去向的生意就找到了星占学家布克那里。而昔年曾显赫一时的蒙默思(Monmouth)公爵于1685年率众叛乱被击溃后，据说就是由一位都柏林的星占学家奉当局之命测算出了他的逃匿之所，结果公爵被抓获斩首。　　

　　三、寻船?航海预卜?航海保险　　

　　航海总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仍是如此，几百年前更是可想而知。那时许多商人、船主一旦船期延误而又原因不明，立刻就要去请教星占学家。在利利接待的顾客中，估计有六分之一是航海人员。船舶失踪问题是星占学家们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利利等人的档案中记录许多船的名字，都是由船主或船员亲属来查询的——其中有些船可能已葬身海底。　　

　　星占学家既被认为能预卜未见，水手们自然会来请他们为远航预卜吉凶。星占学家还为船只下水或启程远航选择吉日良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航行者的信心。　　

　　依靠星占学家的指导以求在远航中趋吉避凶，这不仅下级水手们有此迷信，所谓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也未能免俗。这可以举当时英国有名的海军军官、航海家蒙森(W.Monson)爵士为例。他曾任旗舰舰长、舰队司令等职，晚年作《海军短文集》，是有名的航海史料。但就是他也要去请星占学家福尔曼为他预卜远航吉凶。他与福尔曼关系密切，他远航出海期间，夫人也常向那位星占学家请教各种问题(其中想必包括丈夫的安危)。就是这位福尔曼，1602年还为女王的船只推算过前程吉凶。　　

　　据说曾有一位怀疑星占学的人士评论道：倘若星占学家真能预卜航海船只的吉凶，那他们不妨经营航海保险业务。托马斯通过调查档案史料表明，星占学家们当时确实经常为尚处在早期的航海保险业提供咨询服务。例如，利利的档案中有几处提到，主顾来向他询问，是否要为船只投保。1644年，有一艘船据报道已在开往西班牙的途中沉没，承保人也坚信该船已经沉没，但利利却推算出结论：该船安然无恙；后来事实证明他竟是对的，这件事使他的声誉更加锦上添花。　　

　　关于星占学家与航海者之间的传奇故事，在那时流传颇多，而航海又是那个时代的大事和热门，所以星占学家们又热衷于编印专供航海使用的星占学指南，而不少经验丰富、大有名望的航海家也仍乐意接受星占学家们的“指导”。　　

　　四、物价?生意盈亏　　

　　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预测来年某些物品(比如谷物之类)价格的变化，原可建立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这方面的预测，也在星占学家的业务之内。在那时的星占历书中，就有关于来年何物将昂贵、何物将低廉的预言。当然商人们商海浮沉，商战残酷，仅看星占历书不能满足需要，还要能“预知未来”的星占学家随时服务，以备咨询。16世纪时，荷兰安特卫普的许多大商人都雇用星占学家为他们预测市场的浮动。下一个世纪英国的工商业蒸蒸日上，星占学家们的事务所中，这方面的主顾也络绎不绝。有人来询问有关购置房产、马匹、船只以及其他各种物品是否得当的问题；妇女们来问如何利用她们的年金去投资获利；有人来请教应不应该开一家店铺。重大的举措当然更要请星占学家“指点迷津”，比如1682年有人为一个包括将一家工厂迁往海外的大计划去征求星占学家的意见。更有胆大妄为之徒，竟去星占学家那里询问向意大利贩运人口的前景。　　

　　生意不景气，亏了钱，也要到星占学家那里去寻求帮助。在利利、布克等人的档案中，这类记载很多。比如一个老头去问利利，自己的事业不昌盛的原因究竟何在?1651年有一位主顾从外地写信向布克请教：自己在四年里亏损了800英镑，“这种大萧条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人在蓄谋破坏自己的商业信誉?诸如此类。　　

　　五、寻宝寻金?寻找点金石　　

　　寻宝、探宝、找到故老相传的古代神秘宝藏，这类事情从古代起就一直是最激荡人心的美梦之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更何况历史上的确不乏在这方面梦想成真的实例。这类事又往往与各种神秘主义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星占学家在此大有用武之地，应在意料之中。福尔曼、加伯利(J.Gadbury)、内皮尔等星占学家都拟定了一套“计算财宝埋藏地点的规则”(最后这位内皮尔就是上一节中提到过的白金汉郡大林福德教区的教区长，一位神职人员从事这种业务，真使人为他的“虔信”担心)。1597年，有人请求福尔曼测算一所旧宅里有无埋藏的财宝。利利的主顾中也有掘宝者，他的往来信件中有一封外地来信，1654年时那里谣传有“大量财宝”，来信请利利为他指点迷津，倘若由此能找到财宝，愿以收益的一半作为酬谢。类似要求测算藏宝地点的主顾在其他星占学家那里也有。至1697年，还有报道说某星占学家成功地发现了耶稣会士藏在萨瓦地方的财宝云云。　　

　　与寻宝在观念上有联系的另一种搜寻活动是寻找点金石。点金石即所谓“哲人之石”(philosopher s stone)，在西方源远流长，炼金术士们相信，点金石不仅能点铁成金，而且能以此制成长生不死之药。从中世纪到17世纪，西方的炼金术士们为了点金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力。星占学家也为点金石的搜寻者们提供咨询服务。福尔曼和利利都坚信点金石是确实能够获得的。福尔曼规定“炼金科学属第九宫”，他致力于用星占学计算和“星占地卜”(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二)来为对寻找点金石感兴趣的主顾们卜算前景。利利认为获得点金石是极少数人依靠天启才有的幸运：“由于这是人世间一切幸事中的幸事，所以我认为它只能由极少数人获得；这少数人是通过上帝的善良天使的启示而不是个人的勤奋，才获得点金石的。”因此在业务实践中，他要现实主义得多，比如他曾劝告一位主顾，如果他再坚持追寻点金石，他自己的健康就要毁坏了。　　

　　六、诉讼利钝　　

　　不少人向利利请求预言把他们牵涉在内的诉讼结果如何。一个主顾绝望地问道，究竟是否“还会有公正”；一位妇女想知道她丈夫是否会因偷窃30头牛而处死刑；另一位女子则想知道她那收押在狱的朋友是否会被吊死。这类担心犯罪丈夫下场的女主顾也常出现在别的星占学家事务所中。福尔曼还有用来推测“住宅是否被官吏搜查过”的法则，托马斯推测这可能是考虑到来求助的主顾中有不少都是“站在法律的对立面”的。还有一个背了债而面临被逮捕危险的人写信向布克求助，希望知道自己去何处躲债较好，是城市还是农村；自己什么时候最危险；什么时候最适宜与债主和解，等等。　　

　　七、个人的穷通祸福　　

　　预测个人的穷通祸福，本是西方生辰星占学中最基本、最经典的课题，到星占学事务所去请教这方面问题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即使到了今天，人也无法百分之百地把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正如一位星占学的辩护者所说的：那些不相信星占学的人面对无法把握的命运，只能在如下两者中作选择——要么是全无规律的机会的控制，要么是反复无常的神灵的主宰。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星占学的解释看上去确实要比上两者更有理、更渊博。利利宣称：他为主顾排算好算命天宫图之后，便可“对于此人一生中可能交上的好运和恶运作出总体的判断，同时也判定他的脾气、体质、品格、外貌等等”；然后他就“指出其吉利的年份，涉及到健康、财产得失、官职升迁等等”。托马斯很有见地地指出，那时的人去找星占学家为自己排算天宫图并预言休咎，占算流年，和当代人去心理医生那里接受心理分析“是同样具有吸引力的”，因为那时的星占学家与如今的心理医生都可以透彻地分析来访者隐藏着的心态、发展着的品格，以及应该注意提防的弱点。当然，星占学家通常总是强调指出，他们根据算命天宫图推断出来的结论，只是建立在“潜在的可能性”之上，并没有绝对不可避免的宿命控制着人的一生。这种观点，说到底还是归结到“哲人主宰星辰”——如果人们在星占学家的指导下得以避凶就吉，也就可以看作是对命运的某种战胜，而星占学家就可以被视为帮助他们取得胜利的哲人。　　

　　图25“星占手相学”。这也是16世纪盛行的技艺，开设事务所的星占学家也要精通此道。图中大拇指下部是金星，掌心处为火星，上四指自内向外依次为木星、土星、太阳、水星、月亮在掌外缘下部。　　

　　八、职业选择　　

　　既然星占学家能够从一个人出生时刻的天宫图上看此人的资质、脾性、爱好、才能等等，那他们一定也能够指出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最为合适。开业的星占学家和前来求助的主顾们确实都是这样认为的。例如，福尔曼有一套法则可以显示“一个人从事哪种生意或科学才有望生活得最好”；而1644年，一位20岁的青年交给布克一张表，其中包括从事法律工作的前景、婚姻、财产等问题，请布克帮他出主意；1649年则有学生从剑桥写信去问利利，自己应该读哪方面的书——是东方语言学还是神学?还有的学徒工来问，自己该不该留在现在的师傅那里继续干?　　

　　依靠星占学选择职业是那时颇为流行的观念，有人认为：“星占术是最好的指南，可以告诉我们孩子天生最适合或最倾向于何种职业。”都铎王朝时期的一位教士认为：“天文学家通过对星辰的观察研究，可以说出每个人天生地最倾向于何种职业，以及一生中会拥有什么财产。”星占学家加伯利甚至建议，牛津和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只对那些由星占学表明“其天赋足堪造就的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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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9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上)(2)

　　九、婚姻?家庭　　

　　婚姻与家庭都是人生大事，其中不确定因素又很多，芸芸众生少不得也要为此去向“先知先觉”的星占学家请教，而在这类问题上，星占学家普遍“好为人师”，恰如托马斯所说，“微妙的家庭问题是星占学家们的无上乐趣”。　　

　　在17世纪的英国，自由恋爱的风气看来已经开启，至少对下层民众是如此，因为有大量下层社会的青年女子去星占学家那里求教，或是想预知未婚夫的前景，或是请教自己应该如何对待现在的男友。例如，一个女仆问道：“是否应该答应现在求婚的男子?如不答应，应该答应哪种人?”另一位侍女问：“应该答应两个求爱者中的哪一个?”一位女织工想知道她的男友“是否像他应该做的那样爱我?”……这类问题，在利利的档案中记载着成百上千个。在别的星占学家那里也差不多，比如一个姑娘问福尔曼，向自己求婚的男子“是否真心”?等等。　　

　　未婚先孕问题也常常促使女子去星占学家那里求助。如利利档案中1646年有一项记载是“一个女子(已因婚前性行为而)怀了孕，那个男子会娶她吗?”星占学家答复这类问题时往往依据当时社会风气的大流作出判断——这样做显然可以使答对的概率大一些。例如一个女子来问利利：某男子是否可能娶她；由于有传闻说这女子“已非处女”，利利遂告诉她那男子不会娶她。在处理婚姻问题的咨询方面，利利有时更像一位社会学家而不是星占学家，例如，当一位女子来问“嫁给那个无足轻重的男人是否适宜”时，利利断然给了她否定的回答——此女既说那男人是“无足轻重”的，足见她看不起这男子，而嫁给一个自己看不起的男人，当然是不适宜的。即便是今日的婚姻社会学家来回答上述询问，答案多半也只能与利利的差不多。　　

　　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男人的痛苦和困惑一点也不比女人少，星占学家们同样乐意为这些男人答疑解惑。“新娘到底如何富有?”“她真的在恋爱吗?”“新娘真的不卖淫吗?”“老婆偷了汉子没有?”……所有这一类问题，据说“先知福尔曼”都能解答，因为他为这些问题设计了一套全面的星占学规则。这类问题记录在星占学家档案中还有很多，比如一个风流男子担心他孩子的合法性；内皮尔的一个主顾来请教“某仆人的孩子是不是他的”(显然此人已与仆人之妻有染)；一个私生子要求利利帮他判明究竟谁是自己的生父；一个与情夫吵了架的女人来问，情夫是否真的像他所威胁的那样要将她给他的情书公布?一位年轻绅士来问，“某贵妇人是否会对自己设置骗局”；一个女仆来问“继母是否会对自己持有偏见”；一对忧心忡忡的夫妇来请求为他们曾经离家出走的儿子推排算命天宫图；等等。总而言之，正如托马斯所断言的，“每一种家庭纠纷迟早都会在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公开讨论。”星占学家在这方面扮演了现代社会中心理咨询专家的角色。　　

　　十、治病　　

　　关于星占学与医学之间的关系，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已作过集中论述。不难推想，和其他受到咨询的问题相比，治病求医与开业星占学家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事实上许多开业星占学家同时也是开业的医生，他们的星占学事务所同时也就是门诊部。　　

　　据说，地道的星占医生完全依靠星辰的指引来行医，而根本不必面见病人。福尔曼就宣称自己是如此，1593年他向皇家医生学会保证说，他除了星历表，根本无需知道病人的症状和其余情况，只要借助于“天象和星群”就能立即说出病因。他的高足内皮尔也只将疾病视为简单的“时间问题”来处理(天象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故遵循天象的指引，不同时间即有不同的疾因和疗法)。另有一册教材则说：“许多经验证明，不少医生用最灵验的药物也无法治愈的疾病，星占学家只凭对星辰运动的观察研究，用简单的草药就治好了。”尽管星占医生们有时还撰写十分严谨的论文来阐述如何依据星占学原理诊病，但他们的反对者仍然非常刻薄地将他们说成“小便预言者”。　　

　　十一、怀孕?预测胎儿性别　　

　　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经常有因怀孕问题而来求助的妇女。许多富家女子担心自己能否生育，她们希望能为夫家传宗接代。1635年12月有一位太太来问内皮尔，自己是否怀孕了?星占学家给了她肯定的答案——档案中记着“的确像有喜”。不料几星期后这位太太又来，这次内皮尔作出了新的诊断：“未怀孕；胃病；躯体肿胀”。　　

　　图26星占学家与临盆的产妇。助产士正在照料产妇，星占学家手指天空向男主人讲解桌上的天宫图。1587年木版画。　　

　　产妇分娩时的注意事项也成为星占学家指导的项目。利利设计了成套的星占学规则，以展示“产妇分娩时应该怎么办”。1646年12月一位主顾来问他，自己的妻子“是否会在生孩子时送命”?利利作了正确的预言。据说那时连专业的助产士有时也要去求助于星占学家，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像福尔曼、内皮尔、利利这类星占学家，确实掌握一些医学知识。　　

　　预测胎儿是男是女的要求，古已有之，中外皆然。那时富家女子找星占学家预测自己能否生儿子的也大有人在。星占学家非但被认为具有预测胎儿性别的本事，他们还指导人们怎样依据星象去选择性交的时辰，以便“种”下男孩。例如一位星占学家写道：“如果你需要一个继承人即一个男孩来继承你的田地，那么就在阳性行星和黄道宫升起时进行观察，待它们处于全盛时刻，就召来你的妻子，投下你的种子，于是你就会有个男孩。”还有各种草药处方，与这种时辰选择配合使用，就可保证生出男孩。要生女孩当然也可以，只消将那些法则和药方略加改变即可。这种伪科学学说是与西方传统的生辰星占学理论融合自洽的——前面几章中我们多次谈到星占学家宣称能够通过选择受孕、分娩时刻而操控婴儿的气质、性格、体质等等，则操控婴儿性别自然也可包括在内。　　

　　十二、寿数　　

　　生辰星占学被认为既能知人之生，也能断人之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许多星占学家预言君主贵人之死的著名事例。在开业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前来问人寿数的主顾也相当多，他们通常是问别人的寿数。例如，有许多女主顾到利利那里询问自己何时可以继承遗产——自己的“死鬼丈夫”何时归天。在1644～1645一年中，利利至少有13次遇到这类问题。在本节四中谈到过的那个请教布克为何自己四年间亏蚀了800英镑的人，也“顺便问一下”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会死，他好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一本名为《一个冒牌星占学家的品格》的书中，也谈到“年轻的花花公子如何用一个基尼(英国从1663年起铸造的金币，后来规定1基尼＝21先令)贿赂了星占学家，以了解自己备受痛苦的父亲何时进入天堂”。　　

　　在面对预言寿数这类问题时，利利表现出很高的技巧。他曾劝同行们，对于预报任何人的确切死亡时刻，一定要谨慎从事。他自己对于这类问题总是尽力避免作出明确答复。但是在某些重大考验面前，他又确实能有惊人之举。例如，1643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已经正式爆发，但议会方面的领导人物皮姆(John Pym)却到了临终大限，这时有人将皮姆的尿样送去，要利利据此推测病人吉凶如何(按惯例，自然是不告诉他尿样取自何人)，利利正确地预报此人正濒临死亡。更惊人的是，同一年又有人将重病中的怀特洛克(Whitelocke)的尿样送交利利，这一次利利预言病人将会康复，而这竟又说准了。一年中两次为大人物占寿，一生一死，都能判断准确，使得星占学家利利在政界名声大振，还因此和怀特洛克成了好朋友。在这两次考验中，星占学、天宫图云云，很可能只是假象，利利主要是利用了某种医学知识(尿样确实能反映人体状况的重要信息)。星占学与医学的特殊关系，再一次由此得到生动体现。　　

　　总的来说，占寿对星占学家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因为如果作出明确预言，那很容易被“证伪”——到那时刻人并未死，星占家的声誉就要受损(前面曾谈到卡尔达诺为了证明自己对自身寿限的预测不惜届时自杀的传说，可谓“以身殉誉”)；如果一味模棱两可不作明确答复，又找不到足够有力的托辞，声誉同样要受损。更何况预言了皇帝君主的寿限，还会获罪。　　

　　十三、种种私人决策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档案材料里，还可以看到种种五花八门的问题，主顾们提出这些问题，希望星占学家帮助他(她)们作出抉择，或下决心。不妨将这些私人决策问题略举若干，以见其光怪陆离之状。　　

　　1670年，一个人来问利利，他是否要继续和一位勋爵打交道，以谋求大法院记录员和海军特派员的职位(用钱去买)?1646年有人请求利利在“栗色马、灰斑马和铁灰马”中预选出马赛的优胜者(此人好对胜马下注)，利利秘密告知是栗色马。布克也遇到过这类预测马赛优胜的问题。最出格的是福尔曼在1597年遇到的一位贵妇人主顾，她的问题竟是：丈夫出海去了，当丈夫不在身边时，自己“是否要当个情妇”？此外如“升迁文官好还是武官好”、“走什么航线”、“请求何人”、“进行下去是否好”、“有没有对她设置圈套”、“是否会因朋友的丑行而蒙受损失”、“朋友在患难中是否忠诚”……这些问题在利利的档案记录中到处可见。　　

　　17世纪中期，正是英国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国王和议会相互对立，爆发两次内战。这时社会上无论是贵族大人物还是平民小百姓，往往会面临“站队”问题——支持哪一边?许多人拿不定主意，又要到星占学家那里去求教。他们急切地问利利：“追随国王好还是追随议会好?”当然更多的是结合具体处境和问题来求教。比如1645年一位保王党的爵士太太来问：丈夫是否应该与议会方面妥协?又如1648年一位平等派的首领写信来问：“我和军队里普通士兵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争取公民权、土地自由权和消除对人民的压迫，这些努力是否会让我交好运?”当时保王党和议会方面都请星占学家为自己参谋决策，但那已超出私人事务的范围，成为军国大事了，我们留待下一节讨论——利利在这方面的事务中，同样表现出八面玲珑的高度技巧。　　

　　十四、提供“宿命安慰”　　

　　国内几年前有一篇短篇小说《浅浅的池塘》，描述一对中年教师夫妻的爱女因游泳溺水身亡，母亲痛苦哀伤难以自制，后经人介绍去一半地下的算命者处为亡女算命，得知此女“命中注定”要死于水，回来后就逐渐释然了。这算命者为亡女之母提供的就是“宿命安慰”——这种“宿命”即使是谎言或者胡扯，但在客观上确实常能给不幸者提供安慰。在16、17世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欧洲，人间的不幸是很多的，利利等开业星占学家的咨询室也就为那些不幸者提供“宿命安慰”。许多主顾请星占学家对他们遭受的诸如疾病、不育、流产、亲人死亡、政治失败、商业破产……等等不幸作出解释；例如一位在两个月内两个女儿相继去世的父亲，痛深创巨之下，就去找内皮尔讨论这悲剧的“星占学原因”。当这些人从星占学家那里得知，这些不幸原来都是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由星辰注定了的，既躲避不掉，也不是他们自己行事有何不妥所致，他们无疑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宽慰——至少可以免于或减少自责，因为“这不是我的错”。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0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下)(1)

　　一、军政大事与王朝兴衰　　

　　上一节所述星占学家为各种各样私人事务答疑解惑，毕竟只是凡人琐事，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星占学家来说，似乎还是雕虫小技，用来赚钱固然不妨，但远不足以展示他们的长才——他们真正的“大制作”还是在对王朝军政大事的预测和参与中。　　

　　先看那时星占学与军事行动及军事将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可以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一些佣兵队长为例。佣兵队长是一种职业军事将领，受雇为各国君主领兵作战，有些佣兵队长在战争中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后来也成为君主，米兰城统治者斯福尔扎(F.Sforza)就是这类人中最成功的代表。当时许多佣兵队长都笃信星占学。例如，卡尔杜拉(J.Caldora)重病之时却坦然自得，因为星占学家算定他是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上的，后来果真如此；阿尔维诺(B.Alviano)相信他头上的伤口和他对军队的指挥权都来自星辰的赐予；皮蒂格里诺(N.O.Pitigliano)要星占学家为他择定与威尼斯共和国订立契约(1495年)的吉日；当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共和国于1498年6月1日庄严地任命维特列(P.Vittelli)为他们新的佣兵队长时，授与他的司令权杖上用了星座图的装饰——这位佣兵队长特别要求如此。　　

　　从16世纪末开始，英国政局进入多事之秋。17世纪上半期是国王与议会的长期对立与斗争，终于导致两次内战，最后王军战败，建立共和国，处死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49年1月30日)。接着又是“护国公”克伦威尔(O.Cromwell)的独裁，王朝的复辟，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君主立宪制。在斗争中，各方都请求星占学家为自己预测局势、提供决策建议，着实使星占学家们大显了一番身手，其中出现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福尔曼曾被要求预测1597年的国会会议、1599年埃赛克斯(Essex)伯爵出征爱尔兰等重大事件的前景。这位著名的伯爵是伊丽莎白女王晚岁的青年情人，平步青云，恃宠而骄，在爱尔兰之役中玩忽职守，无功而返，被女王下令囚禁；释放后由爱转恨，发动叛乱，结果以叛国罪于1601年被处死，年34岁。　　

　　另一位星占学家阿什莫尔(Ashmole)则在王朝复辟时期周旋于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与国会之间。大臣政客向他探询国王与国会之间关系发展的情况；而国王本人也向他请教与国会间关系方面的星占学意见，并要求阿什莫尔用星占学方法为自己选择吉利时辰，以便自己于1673年10月27日向国会发表演说。　　

　　这种时代，名闻遐迩的大星占学家利利当然更不会对于王朝军政大事袖手旁观。他善于观察，能够及时领悟局面，因而左右逢源，几乎从不落入困境。国王与议会内战期间，他站在议会方面，利用他的巨大声望为议会军队助威。据说，当克伦威尔的军队在苏格兰时，有一位士兵拿着利利编的星占历书，向过路的议会军队鼓动说：“看哪，听利利是怎么说的吧——你们在这个月就能取胜!战斗吧，勇敢的小伙子们!”在1648年科尔切斯特围城战期间，利利和另一位站在议会方面的星占学家布克被派去鼓励士气，这两位大有名气的星占学家一致预言“这座城市将很快被攻克”，结果真是如此。有趣的是，围城之中也有忠于国王的星占学家汉弗莱(J.Humphrey)，他竭力用虚幻的援兵消息鼓舞守城军队的斗志，但是无济于事。在此之前，利利还曾正式前往访问议会军队，他与布克受到军队将领的欢迎，而这两位星占学家则向军队保证，他们用来为议会军方面服务的星占学“是合法并且与基督教义一致的”。当时相传，若是国王能将利利收买过去，足可抵得上六个团的军队。但利利明智地站在胜利者一面。到了共和国与“护国公”当政期间，利利名望更大，他当着“护国公”和枢密院官员们的面，“用天宫图推算国会选举的结果”，声誉如日中天。　　

　　尽管利利在内战中公开反对国王，他甚至在那几年他编的星占历书开头处加上社论文章，歌颂新政体，并宣告“王朝永远垮台”，可是当1660年王朝复辟，查理二世(被处死的前国王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之后，反攻倒算盛行，利利却照旧安然无恙，继续经营他业务繁荣的星占事务所。其中奥妙何在?原来他一直两面三刀，明暗各有一手，这只要举出下面的事实就可明白：在他公开反对国王、支持议会的同时，他也向国王的支持者提供帮助国王从被囚之处出逃的建议；1648年秋天，就在他去科尔切斯特围城前线预言该城即将被攻克的同时，他竟暗中为国王的支持者送去锯弓和酸(供国王越狱时锯开或蚀断镣铐、铁栅之类)，并提供了进一步的营救建议。虽然最后查理一世难逃一死，但有利利这一番暗通款曲的“忠诚”，新王自然不来难为他了。　　

　　大星占学家们还对那时国家的外交政策发表意见。例如，利利主张与瑞典结盟，而加伯利则主张与丹麦联合，据说他还正确地预言了瑞典国王之死(1660年)。　　

　　除了对当代军政大事的参与和对未来事务的预测之外，星占学还被用来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有时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关于某某天象兆示某某事件的记载，但实际上并非星占学家在事先就指出了这些事件，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附会上星占学解释的。关于历史事件的星占学解释，可以在史籍中见到大量实例。例如一位英国星占学家主张，星占学完全可以解释伊丽莎白女王一度对莱斯特(Leicester)伯爵的爱恋之情。加伯利则断言，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一生都已经由他本人出生时刻的天宫图暗示出来了。而著名的教皇利奥十世则早在孩提时代就由费奇诺(M.Ficin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热衷于星占学)用星占学推算出他将来必成为教皇。还有人宣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若不是选了一个星占学上不吉之日开战，就绝不会战死。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在世间之惟一最高首脑”，对于这件大事，卡登(J.Cardan)的解释是由于火星、水星和木星1533年在白羊座会合的缘故。而科莱(H.Coley)则认为哈维(W.Harvey)是根据土星与木星在一个特殊位置上的会合才发现了血液循环的。利利在这方面同样出手不凡，他竟能用行星运动解释了整个16世纪的英国历史。认为星辰的周期运动与民族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些神秘的联系，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观念，对此不妨再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例以见一斑：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牛顿，作有《古代王国大事修正年表》，I.Newton: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London (1728)。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中也利用了星占学资料。　　

　　二、火灾与时疫之类　　

　　对星占学的普遍热衷和迷恋，有时会激发出一些奇情异想。1644年，贝尔纳特(F.Bernard)写信给利利，描述他关于火灾起因的一种新理论(当时火灾频仍)。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能否为一座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就像为一个人排算那样。困难在于，人的出生时刻可以确切记录，但一座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它们最初兴起的时间不是有所争议就是已被遗忘”。但是贝尔纳特想出一个变通办法，他说可以将一座城市的火灾与人体的发烧相类比，这样就可以根据火灾而重建该城的算命天宫图。他将他的这套设想施之于伦敦城，从1212年伦敦桥的被烧向下推算，自信他已能构建出伦敦城的算命天宫图。使他极感兴奋的是，他从此可以确切预测伦敦未来的火灾了——他对这一点是如此自信，以至打算将在伦敦城的“成功经验”推广使用于阿姆斯特丹，他自豪地宣称：“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是否能像指导人那样指导城市的命运。”　　

　　贝尔纳特的上述设想其实并非他的独得之秘，更轮不到他“申报专利”——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郑国的宫廷星占学家裨灶就不止一次地根据星象预报城市火灾了。《左传》昭公十七年、十八年。至于为城市排算算命天宫图，在西方也早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就谈到过塔鲁提乌斯为罗马城排算天宫图，不过他所采用的“出生时刻”是根据罗马建城的神话传说而来。　　

　　关于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即使在现代也很难作出完全准确的预报，在几百年前，则又是星占学提供了惟一的解释和预报途径。正如星占学家加伯利所说：“无论如何，没有其他技艺能够作出这类预报”。对于当年可怕的黑死病，星占学的解释(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三)一直是知识阶层最乐意接受的。星占学家解释和预报时疫的方法，至少从表面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列出过去所有的大时疫，然后将这些时疫发生时的星象列出并进行比较，由此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那时的星占学家们认为，通过上述工作，他们能够预测严重时疫的发病范围和持续时间。福尔曼曾制订法则预测每周死亡人数，加伯利则声称，1665年的大瘟疫曾被他和另外四位星占学同行预报过。这类预测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当然极少有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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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2节 如何为说不准辩解

　　星占预言不可能都准确无误——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准确的，因此星占学家要想在公众面前维持其声誉于不坠，必须有一套辩解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种办法是设法使预言内容模棱两可，或是空洞化、普适化，这是最容易想到又经常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下面这些预言：　　

　　本月有一位伟人将有死亡或者患病之虞。　　

　　本月有一位杰出的教士将要升天。　　

　　(某宫中的某行星)表明巨大阴谋将被及时揭露。　　

　　上帝保佑国王威廉免遭一切公开与隐秘的敌人之害。　　

　　“伟人”本无确切定义，只要是较有名望或地位的人物即可，教士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每个月都会有人生病或归天；阴谋是什么，“及时”是何时，都无明确陈述；“上帝保佑国王……”更是典型的模棱两可之语——无论国王遇到危险还是平平安安，这条预言都无懈可击。利用这类预言，星占学家们就可以经常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种办法是强调自己预言之事只是“可能性”，而实际情况完全可能不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所预言(或者说，所“指出”)的“可能性”未实现甚至演变成相反之局?最常用、听起来最振振有词的辩解是“神意”，因为上帝有能力改变一切。例如利利认为，星占学只限于分析自然原因，而不能解释上帝的奇迹。比如《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就不是星占学所能解释，因为这是“全能之神的亲手之作”；1652年他又解释说，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方式是不能指望由星占学作出预测的，因为这是“神的奇迹而非自然作用”；尤其是1659年，他预言这年5月护国公克伦威尔将“向全世界显示他的统治能力”，谁知这个月却成了护国公退位的月份，于是利利解释说，这种政局变动是不可能借助星占学去预测的，“它们显然是上帝之手的直接体现”。这种“神意”之说，与“哲人主宰星辰”的信念之间也不缺乏相通的余地——哲人克服了星辰所兆示的恶运，这种事本身就可归功于上帝。　　

　　第三种方法是承认自己在排算天宫图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导致预言失误。但这并不是直截了当认错就算，也有一套动听的说辞，不妨举前面谈到的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为例。他成名之后，曾于1552年去英国，本来是为爱丁堡大主教和其他达官显贵治病，但大星占家的名声在外，自然不能不算命；他预测幼王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至少可享寿55岁，谁知这位君王不久就去世了，这一下预言彻底失败，卡尔达诺何以自解?他的办法是坦然发表了他为爱德华六世排算的天宫图，并附上一篇题为《我的事后思考》的文章，其中解释说，他的预言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在计算时略去了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的计算要耗费他一百多小时的工作量，他“因懒惰而冒险”，这才铸成大错。由于他应付得宜，他作为星占学家的声誉并未因此事受损，而因他这一番“作秀”，知名度反而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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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3节 如何解释说准的预言

　　星占预言在古代人看来有着“精密科学”的外表，因为天宫图的计算确实是数理天文学知识的运用，一点也容不得弄虚作假；而在现代人眼里却又更多地看到它“伪科学”的一面。其实在这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些颇为微妙的机制，能使预言变成真实。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暗示的作用。中国民间俗语有所谓“诚则灵”，也是此意。比如两人决斗，技艺相当，本来各有五成胜算，但是星占学家预言甲方必胜，若甲方相信其说，因有必胜信心而勇气倍增，结果果然获胜。又如星占历书预言来年将有饥馑之虞，谷价将要上涨，如果农民和商人相信其说，必然会对谷物惜售和囤积，结果谷价果然上涨。再如财物失窃，当主顾去求助于星占学家时，他心目中通常已经有可疑之人；星占学家并不具体指明窃贼为何人，而只是对窃贼外表作某些玄远空泛的描述，这些描述有时会启发主顾的思维。特别是当窃贼本人也敬畏或虔信星占学时，效果会更好，可以设想当某主顾从星占学家的事务所回家后宣称：“无所不知的利利先生已经告诉我窃贼是谁”，窃贼就有可能露出马脚。　　

　　最后，人们确实无法否认，星占学家们曾作出过一些非常准确的预言，正是这些预言给星占学家带来巨大的声誉。说句实在话，我们今天如想对这些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其实比当年星占学家为自己未说准的预言作出解释要难得多!如果我们站定在不违背现代科学原理的立场上，能够尝试进行解释的思路大体有如下几种：　　

　　概率论的解释。即在众多的预言中，总有可能“蒙对”一两次，也即古人所谓“多言或中”之意。对于答案比较少的问题(比如甲乙二人决斗谁胜谁负)，这种解释听起来比较有道理。　　

　　心理学的解释。即上文所说暗示所产生的“诚则灵”的实际效果。这可以用来解释不少成功的预言。　　

　　社会学的解释。无论是出入于宫廷的御前星占学家，还是开设事务所的或是编写星占历书的星占学家(搞得成功了，往往一身三任，如利利即是如此)，通常总是通晓世故，练达人情的；许多成功的预言，实际上是星占学家们灵活运用他们的社会经验、政治情报、商业信息所致，与天上的星象倒不一定有多大关系——天宫图有时只是一种“包装”。　　

　　在上面所说的“成功的预言”中，已将那些事后附会、神奇传说之类的情况排除在外。除了概率论、心理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还有一些记载明确、从各种情况看起来都相当“过硬”的成功预言，确实令人费解。也许，当星占学家——这些多年沉溺在神秘主义思想中的人——面对天宫图冥思苦想之际，真能有某些现代科学尚无法理解的启示使他们窥见未来?但是我们如果这样一想，立刻就有从先前设定的立场上偏离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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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4节 打击、反对与衰落

　　一、打击之举与反对之声　　

　　对星占学的打击主要来自政治斗争之中，这当然多半是星占学家自己卷入政治风波而招致的。最容易召祸的莫过于星占学家对君王寿限的推算和预言，这种事古已有之，我们前面曾提到一些古罗马时代的事例。到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并无改变。例如1555年，英国星占学家迪和其他三人被逮捕，因为他们用星占学为女王伊丽莎白和别的君王推算寿命。158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规定：预测女王寿命、为女王或她的继承人排算绘制天宫图(哪怕仅作公式计算)等，皆为重罪。而在上一个世纪，已经有好几位星占学家因推算君王寿限之罪被处死。其次，为耶稣基督算命和排算天宫图的念头也长久地吸引着星占学家，而这也是很容易召祸的举动。前面提到的意大利星占学家卡尔达诺因为替基督算命，被指控为异端，受了牢狱之灾；与他相比，二百年前他的意大利同行阿斯科利的遭遇要惨得多了，他也是为基督排算天宫图，并从中推算出基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结论，结果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烧死(参阅本书第六章第一节一)。　　

　　反对星占学的论述，同样古已有之，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谈到过不少例证。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现代世界到来的前夜，反对星占学的声音却并不比前代更多更响。这种声音主要来自文人学士。例如哲学家彼特拉克(F.Petrarch)晚年与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的作者)的通信中，表示了他对星占学家的极端轻蔑——然而他与他们却并非没有私人交往。当时一些历史著作家也表示了反对星占学的态度；在《古代故事百篇》之类的小说作品中，星占学家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那时的文学家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曾有一段妙语：　　

　　占星家们是如何地幸运啊!如果他们在一百句谎言里边说了一句真话，人们就信仰他们；而其他的人在一百句真话里边说了一句谎言就失去了一切信任。见于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的《回忆录》，引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当然，这个时代反对星占学最有名的人物无疑是米兰多拉的皮科伯爵。他写了《驳星占学家》，照J布尔克哈特的看法，这部作品对当时的星占学造成很大打击。当时盛传的三位星占学家预言伯爵死期而应验的故事，似乎也反映了星占学家及其信奉者们对伯爵的反感。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这部作品“从根本上说是宗教的而非科学的”；据信它还曾对后来开普勒的思想产生过相当影响。　　

　　二、衰落：并不是打击与反对的结果　　

　　无论如何，到17世纪以后，星占学在西方是无可挽回的衰落了。有一种长期流行的简单化观点，认为星占学的衰落是科学对星占学、或者说科学家对星占学家“斗争”的结果；但是这种主要是由科普作家“想当然耳”传播开来的观点，实际上几乎一点也经不起历史的考察。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到17世纪为止，对星占学进行抨击的言论，和对星占学家进行杀害或监禁的行动，都已至少存在了1500年以上，但是星占学照样承传不绝，还有过两次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对星占学的态度更为文明，不再杀人焚书，星占学的处境比以前只有更为“安全”。至于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所谓“斗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现代人的臆想。我们前面曾讨论过，像第谷、开普勒这样的人物，都将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一身二任。更生动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止一个，比如哥白尼总该算不折不扣的伟大天文学家了，但是他的书斋里也收藏着一些星占学书籍；由于《天体运行论》中完全未涉及星占学，他本人也未留下其他涉及星占学的论述，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对星占学持什么态度——但是D帕克提醒人们：托勒密的《至大论》中也只字未提星占学，而这并不妨碍他写下星占学的《圣经》——《四书》。　　

　　与许多现代人假想的场景——以哥白尼为代表的现代天文学与迷信愚昧邪恶害人的星占学势不两立、坚决斗争——相反，当《天体运行论》的日心体系问世之后，许多星占学家认为这并不会对星占学造成冲击。将太阳还是地球放在中心，这只是数学计算上有所不同，对于星占学而言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接受日心学说的星占学家在16、17世纪大有人在!比如在英国，最早接受哥白尼日心学说的人士中就包括迪格斯L.Digges(去世于1571年，即《天体运行论》发表后仅28年)等一批星占学家和星占历书的作者。顺便说起，这位迪格斯还是望远镜发明者的重要候选人之一。　　

　　16、17世纪的天文学家和科学家们既然对于星占学如此温情脉脉而“划不清界限”，如此“斗争不力”(或者说根本不作斗争)，为什么星占学终究还是衰落了呢?照我的看法，这原因可以从星占学的文化功能上入手，去尝试探寻。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星占学始终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在起着作用。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都极为缓慢的古代，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别的体系能够有效地取代星占学，这才是星占学在古代长盛不衰、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或多或少都要和星占学牵涉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到了17世纪，局面发生空前巨变——现代科学以极强的生命力生长和扩展，人类知识的增长开始进入有明显加速度的快车道，在与以往的文明史相比显得极为短促的时间内，人们发现大量先前必须借助于星占学和其他神秘主义学说来解释的事物，已经由实验科学作出了更为简明也更为切实的解释。换句话说，星占学的功能大大萎缩了，人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它了，它的衰落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星占学的衰落，托马斯有一段颇富文采的议论：　　

　　(星占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都是自然死亡的。教士和讽刺文字的作者一直把它追打进了坟墓，但是科学家却没有出现在它的葬礼上。《巫术的兴衰》，第197页。　　

　　这段话主要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一层意思是言过其实了——星占学事实上直到今天也还未死亡，因此“坟墓”、“葬礼”云云，应该另选别的词汇替代。如果说星占学在衰落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好古成癖之士业余玩赏的对象，那么我们也不能忘记，现代科学知识的边界毕竟也是有限的，因此星占学之类神秘主义(这里的意思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或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的知识系统仍然残剩着相当的市场。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事例以结束本章：　　

　　1975年，西方186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人士(其中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8人)联名发表了一份《186位主要科学家的声明》，这是一次由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正式讨伐，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对星占学在世界许多地方不断得到认可开始感到关注”。此举例是很符合我们上文提到的“斗争”模式，可惜遇到了美国那位专喜异调独弹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被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骂个狗血淋头。他雄辩地指出，这些科学家“肯定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他们的声明比起1484年罗马教廷同一主题的出版物来要远远不如。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论据，是指出这些现代科学家对于星占学这门植根于古代的学问并无了解，因此从他本人所主张的科学哲学观点来看，这些科学家对星占学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97～102页。　　

　　我们看这个事例当然不是要去判断那186位科学家与费耶阿本德之间的公案，而只是借此表明：古老的、曾在几千年中与天文学难分彼此的星占学，在现代社会中仍未死亡；而且要想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它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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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5节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　　

　　——司马迁《史记?天宫书》。　　

　　中国星占学的特殊性非止一端，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星占学体系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样，呈现出类似“超稳定”之象——基本定型之后，垂两千年而不变。因此本书在以下论述中国星占学的几章中，将不再采用前八章大体作纵向追踪历史沿革的论述方式，而是改用横向展示之法，来进行分析讨论。　　

　　一个运作了2000年的军国星占学体系　　

　　一、一份统计表　　

　　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已讨论过，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这两大体系的根本区别就是所占之事的不同。要想了解古代中国星占学所占之事的具体情况，最直观的办法，莫过于选择一种典型的星占学文献，然后对其中的占辞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最适合当选的文献是西汉初年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天官书》。　　

　　传世的中国星占学文献卷帙浩繁。历代官修正史中的《天文志》都属此类。此外还有专著，如唐李淳风《乙巳占》十卷，北周庾季才撰、北宋王安礼等重修《灵台秘苑》十五卷，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更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作为统计对象的话，篇幅都嫌太大。敦煌卷子中的星占学文献又零碎不全；再往后的一些星占书籍则年代偏晚，典型性也不够。而《史记?天官书》长久以来一直是年代确切可考的传世星占学文献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又是此后各正史中《天文志》的标准楷模；加以篇幅适中，结构却又十分完整。近年虽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出土，年代略早一些，但终究简略不全。因此《史记?天官书》确实不失为最佳选择。　　

　　下面将对《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结果列出。左侧“分类项目”一栏是占辞中所要预测的事件，右侧“占辞数目”一栏是同一主题的占辞累计数：　　

　　分类项目占辞数目1战争932水旱灾害与年成丰歉453王朝盛衰治乱234帝王将相安危115君臣关系106丧107领土得失88得天下79吉凶(抽象泛指者)710疾511民安与否412亡国413土功314可否举事315王者英明有道与否216得女失女217哭泣之声218天下革政119有归国者120物价1上面这份统计表生动反映了古代中国星占学的特征：首先，前三类占辞占了占辞总数(242条)的67%，表明了战争、年成、治乱这类主题受到特殊重视的程度。其次，全部占辞中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之内。“丧”通常指君主王侯之丧，“疾”常指疾疫流行，“哭泣之声”也是指国丧或民众的悲苦，“得女失女”专指王朝君主之间的政治婚姻(比如“昭君出塞”在单于是得女，在汉朝是失女)。总之，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的。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　　

　　对《史记?天官书》的上述统计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如对其他经典的中国星占学文献施行同样的统计分析，具体数据当然各有不同，但上述两大特征不会有改变。古代中国的军国星占学，其格局可以说是一以贯之。　　

　　二、古代中国有没有本土的生辰星占学?　　

　　李约瑟曾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份年代不甚明确(他判断为14世纪之物)的图表，他称之为“一份中国的算命天宫图”。他看到图中有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各种神煞以及妻、男、财、命等算命项目相互对应的同心圆图形，就断言“立刻就可以看出”这是公元2～4世纪的希腊生辰星占学中的十二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何兆武等20人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79页。但是略作考察就可明白，这种图表虽然确实是用来算命的，却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因为图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天体及其位置。图中没有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这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图中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恒星的位置。之所以出现二十八宿的名称，那是因为古代中国算命术中有将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对应配套的习惯作法，这和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真实位置完全是两回事。　　

　　古代中国的算命术固然也是从人的生辰出发，即所谓生辰八字，也即一人出生之年、月、日、时的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四对干支，共八个字。有时也称为“四柱八字”。但生辰八字只是用干支对该时点的纪录，并不是该时刻的天宫图。生辰八字与生辰时刻的实际天象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或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关系。因此有些学者(比如方豪)将算命天宫图译成“生辰八字表”，只能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手法，实际上难免会带来概念的混淆。　　

　　根据迄今已发现的证据，可以初步确认：古代中国并非产生出“土生土长”的生辰星占学。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个人的穷通祸福)功能，在古代中国由四柱八字算命术来完成。这种算命术形成的年代也相当晚——相传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徐居易)手里才确立起来，图28“洋为中用”的欧洲算命天宫图。出于供职清朝钦天监的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之手。他用此图来推算气候和年成，这足以成为中国古代军国星占学传统强大持久的一个有趣例证。所以四柱八字算命术又被称为“子平术”。另一方面，西方的生辰星占学虽然曾几度传入中国(六朝隋唐，以印度为媒介；元明之际，以阿拉伯为媒介；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撰写中文著作《天步真原》加以介绍)，但影响终属有限，最后都归于消歇。从唐代以后，中国平民要想预知自己一生的祸福休咎，并不需要与任何实际天象发生关系，平头百姓被认为没有资格、他自己也不敢去建立这种关系。　　

　　此外，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的字样，这一点很可能也造成了不少误解。比如明代有《星命大全》，清代有《御定星历考原》等等，其实都不是星占学著作，因为书中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星命”云云，就好像上面提到的李约瑟所见之图，虽是有二十八宿之类，却不是指真实天象。

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6节 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

　　一、中国人的天是有情的天　　

　　星占学在古代中国人的词汇中称为“天文”，本意是指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中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可以称为“文”(《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就是天象之意。再由天象引申到“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之意。所以古人所说的“天文”与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然而现代人时常混淆。　　

　　世界上各文明中的星占学虽然都不外观测天象以占人事，但是星占学的思想基础，在各种民族、各种文化中可以有很大不同。古代西方人的星占学思想基础，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万事前定”——这前定可以是全部的或部分的；是谁所定?则归之于上帝，归之于造物者，总之是神意。但古代中国人则大异于是，中国星占学的思想基础是“天人合一”，或者表述成“天人感应”。　　

　　先设法弄明白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指什么?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说。就物理的层面而言，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约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整个大自然——远不像现代人对“天”的理解那样狭隘。因此所谓“天人合一”，意指将人类与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由此又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星占学所占的范围远不止狭义的天象，而是包括了风云雷电、雨雪霜露，乃至山崩、地震、“河水逆流”，甚至还可及于人兽相奸、男女互化等等。　　

　　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古代中国人所说之“天”的另一个层面——抽象的、或者说精神的层面。这个“天”，绝不是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的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古代中国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个“天”是有意志的，所以古人将“天命”、“天意”视为君子必须讲求的大学问；而“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则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也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赏善罚恶，道德至上。这个“天”更是有情感的，我们只要看看那些自古以来就脍炙人口的名句，就能明白一个大概了：　　

　　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庾信：《哀江南赋》。　　

　　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贯日长虹，绕身铜柱，天意留秦劫。曹贞吉：《百字令?咏史》。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临终之语。　　

　　……　　

　　此外，古人称颂忠孝节义等事，常说“上格天心”、“孝可格天”；指斥罪恶，则说“上干天谴”；正义的军事行动被说成“躬行天讨”；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则是“替天行道”；痛感正义不获申张，常会说“苍天无眼”；祝福男女佳偶，习惯说“天作之合”；庆幸好事终于成就，则是“天从人愿”；……。这类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目的“天”是人格化的。　　

　　以人格化的“天”为前提，中国星占学建立起自己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如下要点。　　

　　二、“天命”的转移　　

　　讨论星占学却要先谈通常被归入古代哲学范畴的“天命”，似乎不免失之迂远，其实不然。“天命”观念，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星占学的“立身之本”——中国星占学最根本的功效，就是在事先预测“天命”的转移；在事中(夺取王权的过程中)尽力昭示天下“天命”已经归己；在事后则阐释“天命”何以抛弃前朝并转而眷顾我朝。　　

　　与西方那种宿命论或半宿命论的星占学思想完全不同，古代中国星占学是非宿命论的。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天命”转移之说。为便于分析，不妨举一个具体事例以见一斑。这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事件，由此而产生的“问鼎”一词，历两千数百年而不衰，至今仍是汉语中的常用词汇 。公元前606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攻伐“陆浑之戎”而到达洛水，就在周朝境内陈兵耀武，意在向周天子进行军事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楚王就探问起九鼎——周天子统治权的象征之物——的大小轻重。楚王此问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王孙满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正颜厉色答道：　　

　　在德不在鼎!……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由王孙满的答复，可知“天命”的三项性质如下：　　

　　(一)“天命”可知。周朝的“天命”由周成王定鼎时卜知：可传三十世，享国七百年。　　

　　(二)“天命”会转移。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上天保佑有德者，有一定的期限)。“天命”归于某朝之后，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动。就是对于自己的周朝，王孙满也坦然承认只有七百年“天命”，不会“万寿无疆”的。　　

　　(三)“天命”归于“有德”者。“天命”曾依次归于夏、商、周三代，其间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还是暴虐无道。　　

　　这样的“天命”观念，在《尚书》、《诗经》等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文献中，被反复阐释说明，从此深入人心，垂两千余年而不变。星占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天象观测，预见到“天命”的转移。但是他们靠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又由中国星占学的下一个要点来加以保证：　　

　　三、“天垂象，见吉凶”　　

　　“天垂象，见吉凶”一语，最早见于《易?系辞上》。“见”在这里的音、义皆与“出现”、“显现”中的“现”相同，意指上天向人间显示种种天象，从这些天象中可看出人事的吉凶。　　

　　所谓“吉凶”，主要是指人间政治得失的后果——有德则吉，失德则凶。这可以举东汉正统派历史学家班固的论述为例，在谈到日月交食、彗星流星出现，以及行星运动中的顺行、逆行、伏等各种天象时，认为所有这些天象都是：　　

　　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即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汉书?天文志》(班昭、马续定稿)。　　

　　天体运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这是现代科学的常识，说天体运行受政治得失的影响，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毫无道理。不过班固的说法显然是非宿命论的，在古代确实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这一理论中，天象变异是后果，而政治得失才是前因；而且天象变异对政治得失的反映之快，如回声反响；反映之准确，如影子之于物体之形。所以贤明的君主一见天象，就立刻省悟这是上天对他政治举措失当所呈现的警告(在中国星占学体系中，绝大部分有星占意义的天象都是凶兆)，立刻就整饬身心，修明政治，并且深刻反省，如此则可望转祸为福。类似的论述，在历代官修正史的《天文志》、《天象志》或《五行志》中经常可以见到，例如：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则观乎天文以示变者也；《尚书》曰：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此则观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晋书?天文志上》。　　

　　为政首先要合人“人理”，而在儒家学说中，这个“人理”也就是“天理”，这一点可以由许多著名的儒家格言警句加以证明：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　　

　　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　　

　　这个道德至上、赏善罚恶的人格化的天，是尊重人心民意的，是为民作主的。因此它明察秋毫，只要见到人间君王政治举措稍有失当，立刻呈示出明显的天象来加以谴责警告。这种警告，愚人或昏君可能不知不觉，无动于衷，但是在星占学家看来，则无一不是彰明昭著，令人惊心动魄。　　

　　上天不仅会为人间政治的黑暗或修明而垂象指示吉凶，上天还会为某些英雄人物或悲剧人物(这两者往往合二为一)个人的坚强意志所感动，从而用奇异天象向人间昭示正义与美德。这被唐代大星占学家李淳风称为“精诚所感而上灵悬著”。李淳风：《乙巳占?序》。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也源远流长，从荆轲行刺而白虹贯日，到窦娥蒙冤而六月飞雪，都是个人精诚意志感动上天的传说——关汉卿杂剧的全名就叫《感天动地窦娥冤》。　　

　　四、阴阳和谐与为政之道　　

　　在中国古代先哲的思维中，有三对概念极为重要：　　

　　男—女　　

　　天—地　　

　　阴—阳　　

　　这三对概念是平行的，每对的双方，都以相互交合为佳境：　　

　　男女交合(生殖后代)　　

　　天地交合(产生万物)　　

　　阴阳交合(达到和谐之境)　　

　　因而阴阳和谐是古代中国人极力赞美、追求的理想境界：　　

　　天地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　　

　　阴阳和谐的意境与中国古代方术的关系极为广泛，这里不能尽述，仅就与星占学直接有关者言之，则有广、狭二义。　　

　　就狭义而言，古代中国人认为男女交合是大可赞美、绝对必要之事，如果人世间怨女旷夫不能婚配的情形过于严重，就会破坏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中的和谐状况，这样就会造成灾害，上天也就要垂象示警了。古代史籍中类似的事例甚多，这里仅举其一，是东汉荀爽对皇帝奏陈“对策”中的说法：　　

　　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感应冲动了和谐之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让她们嫁人)。一日通怨旷、和阴阳，……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后汉书?荀爽传》。　　

　　皇帝后宫宫女多达五六千人，宫内既有怨女，民间必有旷夫，这就破坏了宇宙间阴阳和谐的境界，上天已为此屡现灾异。皇帝后宫宫女太多，经常是臣子们抨击谴责的题目；世间的水旱灾害、年成欠收，乃至五大行星运行的异常，都被认为是皇帝独占宫女太多的结果。而因为水旱灾害严重，将部分宫女放归民间嫁人的事，在古代也史不绝书。　　

　　就广义而言，则古人有“为政顺乎四时”之说。汉文帝问宰相陈平，宰相的职责何在，陈平回答的首先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史记?陈丞相世家》。所谓“顺四时”，是指将“天”假想为与人一样有喜、怨、哀、乐，而这四种情感又与四季相附会，因而各种政令也应与此相配合而行。汉代那位不太“纯”的大儒董仲舒的说法最为典型：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乃出。　　

　　贤明的君主，喜怒必“当义乃出”，这个“义”的意思是“合于时宜”。天的喜怒哀乐是寒暑四季，人主的喜怒哀乐则表现为生杀藏养的政令——当然是完全理想化的，君主个人的私欲在这里已被彻底排除。四时有不同的合宜政令，如果用错，则上天又要垂象警告，星占学家又有工作要进行了。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星占学独特思想理论基础的主要方面。在此基础之上，古代中国人建造起自己的军国星占学体系。这体系千门万户，宏大壮观，但从它的思想理论基础出发，就不难加以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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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篇第67节 天区划分

　　“天”既是人格化的，会与人事相互感应，垂天象以昭示人事吉凶。但天下之大，东南西北，郡国州县繁多，各地的情况又大不相同，吉凶当然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天垂象”之后，究竟能从中看出何处的人事吉凶，必须先确立某种对应法则才行。这种天与地的对应法则，就是分野理论。分野理论是军国星占学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在别的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现，但中国幅员辽阔，版图万里，严密的分野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第一节天区划分　　

　　古代中国对天区的划分，在星占学中应用的主要是“三垣二十八宿”和“十二次”两套体系，依次分述如下：　　

　　三垣二十八宿体系　　

　　所谓“三垣”，指北天球北极星附近的星群(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古代文明——位于北半球，所以古人不知道南天星群)。三垣是：　　

　　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二十八宿则是沿着黄道—赤道带(究竟当初是以黄道还是赤道为划分基准，迄今尚无定论)分布的星群，它们又被分成东、南、西、北四方四群，而且各有自己的象征神物。以下依次列出，括号中是该宿常用的别名。　　

　　东方七宿，以苍龙象征之：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北方七宿，以玄武(龟蛇结合)象征之：　　

　　斗(南斗)　　

　　牛(牵牛)　　

　　女(须女、婺女)　　

　　虚　　

　　危　　

　　室(营室)　　

　　壁(东壁)　　

　　西方七宿，以白虎象征之：　　

　　奎　　

　　娄　　

　　胃　　

　　昴　　

　　毕　　

　　觜(觜觿)　　

　　参(参伐)　　

　　图29东方苍龙。河南南阳出土东汉画像石中的星象图。左上方为月轮，月中有玉兔和蟾蜍。　　

　　南方七宿，以朱雀象征之：　　

　　井(东井)　　

　　鬼(舆鬼)　　

　　柳　　

　　星(七星)　　

　　张　　

　　翼　　

　　轸　　

　　图30西方白虎。河南南阳出土东汉画像石中的星象图。虎前方有一横一竖三星相联的“星官”，很可能是表示参宿及其辅星“伐”(参宿又名“参伐”)。　　

　　古代中国天学一直使用赤道坐标系统，二十八宿被用来作为这一坐标系统的表达方式。具体的做法是为每宿选定一颗恒星作为标准是，称为“距星”；“距星”的坐标位置要经过尽可能严密的测定。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赤经的那个坐标值，被称为“入宿度”——实际上是该点位置与其所在宿的距星之间的赤经差，但由于距星坐标已知，故与现代的赤经可以等价。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赤纬的那个坐标值，被称为“去极度”，即与北天极相距的度数，“去极度”等于赤纬的余角。　　

　　二十八宿体系有两个特别令人迷惑不解的特点：一是不均匀划分——各宿有宽有窄，而且相差悬殊，最大的达到三十几度(井宿)，小的则只有几度(如觜宿、鬼宿)。二是各宿的距星大多是中等偏暗的恒星，几乎没有亮星。古人既已不作均匀划分，沿线不乏亮星可选，为什么要舍亮就暗?各宿宿度如此参差不齐，究竟出于什么考虑?这些疑问，迄今未有令人满意的解答。至于二十八宿体系的起源问题(古代印度、阿拉伯等处也有这样的体系)，更是一个使人百试百惑的不解之谜。

资料来源：http://www.xici.net/d101789774.1.htm

天堂有笔写诗篇——影片《继承者》与《鲁拜集》及山中老人 


江晓原 


能够在文学与天学的历史上同时留下芳名的，自古以来没有几人。 

汉代张衡可以算一个。他的《同声歌》、《四愁诗》、《二京赋》等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他又两度担任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太史令，研制过演示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以及可以报告远方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还写过《灵宪》这样的天学著作。如今月球背面东经112度、北纬19度的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张衡”，还有编号为1802的小行星也被命名为“张衡”，表明世人对他天文学成就的肯定。 

在古代波斯世界，也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生前以天文历法著称，身后却以抒情四行诗流芳百世。 



影片《继承者》（The Keeper，2005）讲述的就是有关奥马尔·海亚姆的故事。 

却说波斯有这样一种传统，即每个家族都要指定一个成员作为“继承者”（keeper），他的责任是继承本家族的历代族谱、勋业、传说等等。这个特殊的家族职位当然也要代代相传。影片开始时，有一个家族的“继承者”壮年病故，族长不得不指定死者的弟弟接替“继承者”。弟弟尚在幼年，却对“继承者”的义务和责任极为投入，他隐约知道自己家族的历史和一本英国人的书有着极大关系，为此他竟背着母亲，冒用姐姐的名字订了航班，孤身一人偷偷跑到伦敦。 

影片由此展开两条平行的叙事路径：一条是当今小男孩的万里寻根之旅，一条是古代波斯奥马尔·海亚姆的生平传奇故事。 



小男孩初到伦敦，依照地址寻访至一巨宅，庭院深深，进去后叩门无人来应，小男孩竟在门廊下睡着了。不久这家的主人，一个非常有教养的老妇人自外归来，惊问小男孩来自何方？为何擅自进入庭院？——看来她是怀疑小男孩为流浪儿了。但当她看到小男孩手中拿着的一幅画，顿时肃然动容，就将男孩请进家中，以礼招待。影片中这一段情节平静而富有张力，演员表演也都不俗，令人击节叹赏。 

老妇人和小男孩亲切交谈，得知男孩来意后，让小男孩戴上手套，从柜子中取出一本珍贵书籍给男孩看，男孩恭恭敬敬打开阅读，顿时五体投地……。老妇人就将此书赠给了男孩。这里我们就不要搞电影中那些倒叙、悬念之类的花样了，让我们直说吧： 

这本书是什么书？它是菲茨杰拉德（Edward J. Fitzgerald）的《鲁拜集》初版本。菲茨杰拉德——影片故事中这位老妇人的爷爷——1859年将奥马尔·海亚姆流传下来的诗歌从波斯语译为英语出版，取名《鲁拜集》（Rubaiyat），这些四行诗从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明珠。“Rubaiyat”即波斯语“四行诗”之意。 

那小男孩何许人也？当然就是奥马尔·海亚姆的直系后裔了。 



《鲁拜集》的作者奥马尔·海亚姆，约生活于公元1048～1131年间，出生于波斯呼罗珊内沙布尔（纳霞堡），波斯人常以职业为姓，“海亚姆” （Khayyam）意为“帐篷制作者”——但这并不足以推测出他“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生平故事一直是波斯人引为自豪的传奇之一，他的墓地今天仍是纳霞堡的重要景点。 

相传海亚姆年轻时曾与尼让牟（Nizam al Malk）和霍山（Hasam，通常译为“哈桑”）同学，就学于当时著名学者Imam Mowaffak。三人曾发愿同享富贵。后来尼让牟成为宰相，海亚姆18岁丧父，辍学谋生，往见尼让牟，但不要官职，只求得一清净地让他进行数学和天文研究，尼让牟从之，拨给年金，他被任命为“天官”。实际上海亚姆先是得到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统治者的庇护，后来又应塞尔柱帝国苏丹之邀，前往领导伊斯法罕的天文台。他在那里工作了18年，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安逸的岁月。在那里，苏丹命他对当时的历法进行改革——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勋业，他当然没有忘记在《鲁拜集》中歌咏一番，例如下面这一首： 

　　啊，可人们不是在说，我的演算 

　　重排了岁月，史历法更为完善？ 

　　啊，不，这只是从历书中勾销了， 

　　未生的明天，以及已死的昨天。 

海亚姆最著名的数学著作是《还原与对消问题之论证》，其阿拉伯文手稿保存至今，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海亚姆定义代数学为“解方程的科学”，他创立了一种借助圆锥曲线解三次方程的方法，这是代数与几何相结合的前驱工作。他还研究过二项式展开、开方、比例等问题，详细注释过欧几里得的著作，他的《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困难公设的注释》一书，据说对东方数学有过积极影响。 

至于他那些优美抒情的四行诗，在他本来只是略出余绪而已。身后竟会因为这些四行诗而享誉全球，对他来说实为不虞之誉。 

在影片中，海亚姆被塑造成一个相当科学主义的人物，比如他拒绝以自己的星占学知识为国王鼓舞军心，哪怕他的老师来劝也不听，摆出一派“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架势。其实“圣人以神道设教”在古代东方西方都是普遍被接受的政治智慧，影片中海亚姆的这一做法对一个古代天学家来说是不近情理的。 



影片《继承者》古代叙事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霍山。 

相传尼让牟当宰相之后，霍山前往投靠得了官职，但嫌升迁太慢，遂弃官组织叛军，后来成为盘踞中亚地区令人闻风丧胆的著名匪帮的首领——即十字军时代著名的“山中老人”——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手下有一群穷凶极恶、毫不畏死的杀手，称为“哈昔新”（Hasisins）。周边各国王公贵族，任何人只要得罪了 “山中老人“，必遭杀手暗杀，而且这些杀手执行命令时不畏艰险，万死不辞。影片中也描写了这些杀手毫不畏死的细节。 

关于“山中老人”霍山，有一个在西方广泛流传的故事，这个故事与迷幻药有关，是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传播给西方人的，见《游记》卷一第40～41章。霍山之所以能令他的杀手视死如归，是因为他有特殊的训练之法： 

霍山在两山间的深谷中秘密建造了一处花园，里面琼楼玉宇，美女如云，简直就是人间天上。霍山平时对“哈昔新”杀手们进行“思想教育”：只要服从他的命令，死后必登天堂，将有享不尽的口腹之欲，声色之娱。然后找机会让杀手们服迷幻药——据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就是印度大麻，当众杀手进入昏迷状态时，将他们送进那个秘密花园。众杀手醒来，忽见自己置身仙境，美酒佳肴自不待言，更有多情美女投怀送抱，让人真个销魂。惊问此间是何去处？则被告知，此天堂也。不久众杀手又再次服药昏迷，重新被送回霍山面前。从此他们坚信真有天堂，只要服从命令，死后就可在那里永生。如此则执行任务时，自然就奋不顾身、视死如归了。 

顺便提到，印度大麻在英语中是“Hashish”，霍山那些杀手的名称“Hasisins”（有“吸食大麻者”之意）明显与此有渊源，那些杀手就是“吸食大麻者”。不过影片《继承者》中当然没有这段故事——那只能留到以“山中老人”为主角的影片中用的。

资料来源： 链接

　　Astronomy被翻译成“天文学”，一开始就犯了错误。
　　天文者，天之纹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象。
　　中国古人讲“天文”，观天识象，实则是在占星。
　　
　　
　　往遥远的年代想一想，当人类的头颅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直立身躯站立在大地之上，伴随着抬头的动作，天上的星星便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这些嵌在夜晚黑色天空中的亮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幻着不同的位置和组合。一眨一眨闪烁着的星空，好似在暗示着解开不可捉摸命运的钥匙，其实就早就摆在人类的面前——仰望星空即可。
　　公元前二千多年，古埃及人发现了天狼星与尼罗河水之间的奥妙。几百年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曾留下从天象中窥得收成好坏的文字记录。中国古老的典籍《易经》里面就曾提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而这“天文”的说法，据专家考证，起码有着两千年的历史。
　　职业观星，早在中国秦朝就已经存在。从掌管天象立法的太史令，到唐朝的司天台，宋元时期的司天监，再到明清的钦天监，作为世袭的皇家职位一直用文字记录着天象的变化。
　　四百多年前，意大利人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之后，整个天空以无比精确的程度展示在人们面前。相对于对人类自身甚至自然界中当时仍尚未知晓的现象，变化莫测的星空随着开普勒发现的行星三大定律慢慢地有条理可循。
　　工业革命的时代，尽管哲学家康德的宣言，“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总是以惊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令仰望星空时的心情顿时沉重不少。但提到“天文学”或者是观看星空时，那些经过科学概念熏陶的脑神经就会冒出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旁边记录着数据，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想象又添加出摆在望远镜周围的电脑，屏幕上闪烁着用比特速度快速运转的数据。
　　在观看星空引发的科学的演变也好，抑或是从浩如烟海的文字中一窥古人的观星行为，习惯上冒出来的字眼总是“天文学”。这么一个统一的命名，在专家眼中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疏漏，因为在中国古代，此天文非彼天文学。
　　
　　著名学者江晓原早在1991年就提出一个概念，“天学”。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词，原因就在于，“英文的Astronomy被翻译成‘天文学’，一开始就犯了错误。天文者，天之纹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象。中国古人讲“天文”，观天识象，实则是在占星。在英文中，占星有一个专用的说法Astrology”。Astronomy是人类探索自然的科学研究，Astrology却是纯粹的占卜，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天学“看的是国家的命运”，所以江先生称之为“军国星占学”。
　　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及博士生导师的江晓原教授，说起他的科学史研究，受到的关注不仅是专业领域内，普通读者稍微翻阅一些与科学搭边的文化杂志报刊，都能从跳脱理论束缚、如同“侦探小说一样好读”的鲜活文字中，记住这位在科学史学术领域已是无人不晓的学者。
　　初中毕业之后在工厂做了六年电工，却能在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进南京大学当时最难考的天体物理专业。本科尚未毕业，就已经拿到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天文学史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导师正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以研究历史超新星而闻名的席泽宗院士。
　　听来传奇的经历，若是走进江先生的“二化斋”，看到满屋子的书，就能想象背后的阅读和研究的艰辛。用上了图书馆库房里才会设置的轨道来安置书架。但就是这样，摆放三万多册的书还是不够用，最后连走道上也安插上了几排书架。
　　江晓原先生的一个学生在自己的博客里提到过一桩轶事，刚考入科学史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江先生建议他们必须读的是说过“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陈寅恪的著作。“科学文化人”，无疑可以说是“二化斋”——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最新版解释，化理科与文科疆界于无形的意思。这就使得江先生的研究思路有着更宽泛的视野。“天学”的概念，就是在对照历史典籍与西方天文学资料中得来的判断。
　　从文献的角度来解决理科的问题，江晓原还用这种方法在纯粹的天体物理学科里面解决了一个国际上的难题——天狼星的颜色问题。尽管现在观测天狼星的颜色都是白的，但西方的古代文献资料里面都有红色天狼星的描述。如果说那时真是红的，那么现有的恒星演化理论在天狼星上面就不成立了。因为在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恒星从红色变到白色，是不可能的。一百多年来，西方对这个问题都无法解决。江晓原就用中国古代文献来证明，两千年来天狼星在中国文献里面一直是白色的，而且这个文献的确切程度要比西方来得更高。江晓原的文章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之后不久，英国的一家天文学杂志译载了这篇文章，国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权威专家认为江先生给出了最可靠的文献证据。
　　天文，天学，天文学，这三个词摆在一起，不是专业人士还真难讲出其中的异同，但在江晓原先生好比高手拆招的轻松自如旁征博引之间，便使原本迷雾笼罩的文字迷宫豁然显露出直达出口的小径。
　　
问答：（○：氧气生活　★：江晓原）
　　
　　○：看您的书《天学真原》，发觉里面引用中国古代“看天命”的资料，其实最终旨在窥皇帝和皇朝的命运。能谈谈您的看法么？
　　★：古人并不是知道天文有什么观赏性，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现象，比如月球的表面环形山、行星位相之类，这些都是古人看不到的。他们自己也没有觉得是在做科学研究。包括留下来的文字记录，虽然我们今天是当做天文学的科学资料在使用。但他们记录的时候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星占。
　　
　　○：为什么古人那么看重天学？
　　★：古人需要和上天沟通，一方面是因为上天是神和鬼待的地方。他们伟大的祖先都是要上升为神的，治理人间的知识在上天藏着，这些知识都要从上天重新获得。就好像原始部落的祭祀与巫术，都是与上天沟通的方式。以前人们没有注意到，星占是最直接的沟通。古代帝王要做某些事情，都要事先占星。他们默认上天有指导的意见，所以通过看到的天象来理解人间的事情。天学的解读不是随便乱写的，
　　
　　○：古代的“天学”家们需要做些什么？
　　★：在中国，有着起码三千年以上的星占体系。专业的星占学家都是世袭制，他们要做的是熟读文献，学会熟练操作观天仪器。弄清楚什么天象意味着什么，还要掌握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这样才可以为帝王执政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中国古代天学家的预言在可以查到的资料里显示出来的，可信度都很高。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这个能力么？
　　★：古人留下的材料都是有选择的，留下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不好的早就已经删除了，自然就看不到了。成功的星占学家，精通推算天象，操作仪器，知道未来一些日子天象能怎么变化。对于五大行星和太阳、月亮的运行，战国时代就已经能大致推算，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精度不高，但在那时候已经足够用了。但是真正决定他们预言成功的还是审时度势的能力。中国古代的星战学家地位都很高，一般都能看到自己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机密情报。有政治智慧的人会根据这些来对局势进行推测。
　　比如说，历史上后秦被东晋的北伐军灭了，皇帝被抓到建康斩首。当时的星占学家崔浩预言，因为火星运行到了某一个位置，它的去向，按照分野理论，对应的那个国家就有危亡的祸害。他的话正好提前预言到了这场北伐战役的结果。可是要知道是东晋的刘裕要北伐，相当于从江南走到今天的陕西，这是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起码提早很长时间就要准备粮草，军事情报的探子早就把消息传到的崔浩这里。
　　
　　○：专门为皇家观测天象的从明清开始被称为钦天监，那么老百姓有观测天象的风俗么？
　　★：钦天监是给皇家算命的，是政治巫术。古人的政治理念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有通天能力的人才有资格为王。不是说仅靠军队实力强大，就有资格。要让人承认能与上天沟通，皇帝所以要设立钦天监。天学是有资质的认证，只有皇家才能做。民间“私习天文”是不允许的，如果被人告发，此人就会“黥面留海岛”。告发的人还可以拿到赏钱，最高赏钱十万。这种特殊的制度在中国实行了很长时期，直到明朝后期才稍微有所放松。
　　
　　○：那么有时是否还发生过皇帝为了出师有名和星占师串通起来的情况？
　　★：古人圣人以神道设教，意思就是只要向老百姓装出相信的样子。圣人自己是知道的，只是用神道来教化老百姓。例如，历史上的明成祖是篡位当上皇帝的，当时在北京被宣布为新首都时，御用钦天监的设备都在南京。古代，从南京运到北京，尤其是沉重的青铜仪器，速度那是非常慢的。何况古代的天文仪器是根据安装地的纬度固定的，搬过去还不能直接使用，要重新改装。明成祖在北京即位的时候，叫人去城头上肉眼观天。我们知道肉眼观天，没有仪器，几乎就是行为艺术，为的是给全北京城的人看，他有钦天监，能观星，是天命所授。
　　
　　○：同样是看星，西方的星占学与中国古代的天学有什么区别？
　　★：西方历史上的星占学都是个人行为的。比如罗德岛上的希帕恰斯的天文台，都是属于个人的。皇家也不会资助你，全靠个人自理。后来，西方贵族开始喜欢在宫廷里供养一个星占学家，就像养个门客差不多，但不仅仅是好玩。
　　历史上最著名的是，丹麦国王花费巨资供养第谷，给他钱在汶岛上建天文台。因为当时西方有一种观念认为，宫廷里能供养某个领域著名的专家，是宫廷的荣耀。第谷在国王赠送的小岛上造了两个天文台，还有印刷厂、仪器厂等等，这个岛俨然是科学基地，他在那里做的很多事情就是现代意义的天文学。不过作为国王的门客，同时也要为国王尽义务，就是为王子公主算命。第谷当时算命的原件还在档案馆里保存着。算命天宫图和分析报告，长达三百页，因为丹麦王后只看得懂当时还属于老百姓的方言语言德文，所以这份报告用拉丁文和德文各写一遍。不过同样是供养，著名的开普勒也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供养，只是老是被拖欠工资，待遇要比第谷差了很多。
　　
　　○：如今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就连像位于上海郊区的佘山天文台也受到城市光污染、大气污染的影响，坐落在城市中的天文台，是不是只能做些理论研究？
　　★：天文学的研究，不观测星星就没法研究理论。不过天文台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为全世界天文台的观测时间是共享的。比如说佘山，365天中总有一段时间是适合观测星空的，就是当地设备的工作时间。这段时间都是向全世界天文学家开放，只要申请接受，就可以到那里观测。和物理或者生物实验室不一样，这些现代科学实验室在哪里造都是一样，因为在地球上哪个角落都服从同样的物理规律。但望远镜是不一样的，当设备永久性地安置在一个地方，就有它所在位置的不同纬度来决定看到的东西。而且每个不同的天文台，他们的天文望远镜都有自己的特色。
　　
　　○：能说说不同的大型望远镜特色又在哪里？
　　★：世界上没有绝对理想的望远镜。比如，由于地心引力作用，镜面就会变形。天文望远镜的镜面又非常庞大，就是在自身重力的影响下也会变形。所以人们要么用一大堆小镜子合成一个大镜面，或者在某一点功能上做的特别好，比如口径大，清晰度更高，各有不一样。一般来说，不同的天文学课题会需要用到不同的望远镜来做研究。
　　
　　○：就拿最近的来说，去年发生日食的时候，有许多爱好者们自发组织在一起带着准专业设备区观测。如今，在网络上也有不少天文爱好者们的网络论坛和小组。在您看来，为什么天文学能引起如此多的爱好者？
　　★：平常把自然科学分成天文、地理等等学科，大部分学科其实离公众很远。最具观赏性的就是天文。一旦有观赏性，就会吸引爱好者。天文有一些特殊的天象，比如日食、月食、流星雨，并不一定要用天文台的望远镜才能看，甚至还可以用相当初级的望远镜看。所以各国都有一些天文爱好者（很少有类似的物理或化学爱好者），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培训，看看各式各样的观星手册，就能尝试着开始天文观测了。这个学科与公众有很好的接口，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尤其是在科普方面，天文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自己就有一个带转仪钟的望远镜，只是上海市区的光污染太严重，星星是不大能看了，但是平时还可以用它看到月球表面。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天文学产生兴趣，是因为星座的流行。甚至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除了问姓名之外，另一个必须要问的就是星座。您怎么看相信星座的流行风尚？
　　 ★：“相信星座”的说法很不正确，你怎么能说那么多人相信？人们谈论星座不代表他们就相信星座理论。有几个人会完全遵照星座理论的指示做？不宜出门的时候就真不上班了？谈论星座没什么坏处，给人们多一种社交的话题而已。
　　
江晓原
　　1955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科学史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1994年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江晓原博客——东边日出西边雨： 链接

20100829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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