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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谁来引领中华民族复兴路上最重要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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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谁来引领中华民族复兴路上最重要的变革?!

       

      (一)

      视角不同,看到的世界会大不同

      人类的历史其实应该首先是一部信息传播革命史。

      从生物学角度看,群体性动物通过交流和协作形成的群体能力(群体智能和群体行为能力)总是优于个体能力的简单叠加。群体性动物只有依靠着更强的群体能力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地球上,人作为一种相对弱小的智能型生物更是越来越高度依赖于更强的群体能力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们通过情感交流融洽感情,密切关系;通过思维交流获取资讯、学习知识,提升个人智能和群体智能;通过劳动协作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通过社会协作来发展和完善人类的组织与管理。对人类整体而言,人类的这两种能力决定着人类各群体及全人类的思想解放程度及文明程度。而人类的交流能力和协作能力在历史长河中的每次跃升,都以每一次相应的信息传播革命的进步为前提。

      按照人类迄今为止发生的五次信息传播革命,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为5个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中,相应的信息传播革命均起着首要的引领作用和最大的推动作用,并居于核心中枢地位。

      第一次信息传播革命:语言的形成和应用

      大约5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一批批正式从树上来到地面“发展”,由于尖牙利爪逐步退化,又只有两条腿。他们采食抢不过树上攀爬的;捕猎或逃命,又跑不过四条腿的。为了在残酷的自然界生存下去,这些伟大的祖先们除了要尽量多动脑外,还必须紧紧依靠群体间的紧密协作才能一起艰难地支撑下去。但是,在劳动和生活过程中,他们只能靠简单的发音以及揣摩对方表情或比划,来进行极简单的交流和协作。因此,在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里,除了外形长得更像“人样”,他们和其它动物的差距并不大。

      几百万年就这样过去了……

      为了摆脱这种极低效的动物传播方式对自身的束缚,祖先们一直在艰难地努力着。大约在几十——十万年前,某些祖先开始‘说话’。直到大约10——3.5万年前,今天人类的直接祖先终于进化到能够掌握语言这一重要的工具。语言的使用让人类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表达得更清楚、更细致,还能使群体内每个人的经验和知识更容易被共享和再增长,也使前人的知识积累至少有一部分能为后人所继承。有了语言用于交流和协作,我们的祖先逐渐懂得了钻木取火、制造工具、保藏食物、草药治病、饲养动物、耕种粮食、敬奉神祗、召开氏族会议等当时较复杂的知识,聚居的规模也得以变得更大。人类开始一步步变得强大起来,发展速度开始逐步加快。若没有语言的使用,这些进步就不会取得,“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正是语言,最终让人类彻底与动物界区别开来。

      第二次信息传播革命:文字的发明和应用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人类发明了文字,文字的应用一方面使得信息可以被固定下来,也更规范和准确,在传播过程中不再易被扭曲、变形、重组和丢失;另一方面使得信息传播在时间的久远、空间的广阔及覆盖的人数上,在积累和传承的数量、质量上实现了对语言传播的历史性超越。人类不再每件事均必须费尽脑力去铭记,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探究未知领域及为未来制定计划。更先进的信息传播再次提升了人类的交流和协作的水平,再次解放了人类的思想,引领着人类由“野蛮时代”迈进了“文明时代”。

      对于文字的产生,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希腊人均把它归功于神。只有古中国人将文字的发明功劳归之于自己——仓颉,并且把自己能创造文字看得极为重要而且伟大,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以至于使得“天雨黍、鬼夜哭、龙乃潜藏”。这说明,当时的古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掌握文字这一先进工具可使自身力量获得极大的增长。

      认识决定行为。正是因为对当时这一先进工具的认识正确而且深刻,古代中国人对推动文字应用的发展高度重视,不断创新,使“古代中国在信息传播的文明程度上达到了让西方人望尘莫及的程度。”书写媒介从用泥土、石头进步到用兽骨、龟甲、木片、绢帛、竹简;书写工具则从划字的树枝、棍尖进步到刻字的石刀、铁刀再到写字的毛笔;书写篇幅从字、词、句到文章乃至文集;书写用语从高度简略、晦涩难懂到既详细缜密又明白如话。中华民族不仅是世界上最先兴办教育并最善于推广教育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书同文”的民族。这些很积极的应用,使中华祖先几乎在每个方面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领先于西方人。

      同时,中华先民的聚居形态从部落演进到部落联盟,进而演进到封建制国家,再进一步演进为大一统的大帝国,并在以后二千多年里总是分而又合,趋向统一。汉字作为特殊的凝聚剂,功不可没。

      第三次信息传播革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

      在公元零年前后,中国人发明了纸。大约在唐朝初年(627——649)中国人进一步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时期(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这次信息传播革命使知识殿堂不再被少数人神神秘秘地垄断着。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终于可以逐步跨越更广阔的空间,覆盖更多的普通民众,进行更快的、规模越来越大的传播。数以百万计乃至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认知的提高又导致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教育等各个领域有更多的新知识涌现出来。如此良性循环,推动着人类在方方面面都开始较快地大踏步前进。

      中华民族作为第三次信息传播革命的发源地,更是又继续在公元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人,不要说雄汉盛唐及繁华的宋朝,即使是元朝时期的古代中国,其强盛、繁华及先进程度也让西方人羡慕不已。

      在纸和印刷术尚未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人要抄写一本《圣经》一般厚薄的书需要耗费三百多张羊皮和大量的人力、物力。除极少数特权阶层和学者外,绝大多数欧洲人都尚处于极端蒙昧和落后的状态。欧洲的复兴所必需的大规模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根本无从谈起!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让欧洲的大商人、知识界、开明贵族和开明宗教领袖们如获至宝,他们大力推动着对这两种先进信息工具的积极应用和技术改进。并趁势而为,引领并推动着欧洲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复兴。让在几千年的农牧社会中均全面落后的欧洲实现了超大幅度的“跨越式发展”。难怪欧洲许多大学者一致认为“纸和印刷术解放了人类的思想,推动了欧洲的复兴,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大声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家培根赞颂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任何宗教、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比不上这些机械性的发现。”李约瑟则赞颂到:“对人类文明史来说,我想象不出有比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更重要的题目。”也正是在这次划时代的信息传播革命的推动下,工业革命在全球逢勃兴起,人类整体的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巨变——一个比神权、王权更先进也更具活力的新兴力量——资产阶级跃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第四次信息传播革命:电讯传播的发明和应用

      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信息传播革命中后来居上,获益最大,自然对推进信息传播革命升级极为重视。很快,在1844年电报首先被发明出来,紧接着电话、留声机、电影、广播、电视相继出现,印刷术也在不断升级。人类的信息手段大大丰富起来,信息传播的速度前所未有,各种媒介上流动的信息量更是多得惊人。信息传播的范围则更彻底地突破了空间限制,可以跨国甚至全球传播。最广大的普通人即使处得再偏远,再居于底层,他们获得的信息量也比他们的先辈多许多。这些进步使得人类能获得和新创造的知识都达到了惊人的规模。人类进行思维交流和情感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升,促使着人类的劳动协作和社会协作的规模和水平更加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的创造力空前强大起来,在各个领域的变革和进步令人眼花缭乱。在这次信息传播革命中,媒体作为一支新兴力量成为全球第四权,知识界也成长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这两大权力和神权、金权、政权一起,共同主导着问题丛生的世界的发展格局。

      西方发达国家对人类的信息传播史、信息的传播规律、人的认知规律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认识也自然独到而深刻。这些国家的权贵们一方面仗恃武力继续进行扩张和掠夺,一方面开始以更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世界。例如, 19世纪“无落日”的大英帝国的权贵们,为了肆行其殖民主义。和他们豢养的“笔杆子”首先创造出一套认识论:那些被殖民的民族本来就是低等的、落后的、无能的和愚恶的,根本无法自己管理自己。所以他们被征服是理所当然的。再进一步演进到:统治他们的殖民者不但不是侵略者,而且是天赐的拯救者。在论述中还给它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不由你不信。返观历史,即使在被殖民的民族,不仅当初有不少人信,今天迷信这种“理论”的人也仍然还有!进入20世纪,充当了“世界警察”美国权贵们为了带领其他西方权贵长期顺利实行其霸权,则换了一套更迷惑人的招式:把这些在西方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西式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西方式核心价值观,乃至西方式生活方式统统打包,并换上漂亮的包装,当作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见国家就推销,甚至不惜强行灌服。由于掌握了比其它国家强大得多的全面的信息传播力,这些即使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民众中也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的西方式的文化与思想观念在不易阻挡甚至不易察觉的情况下,过快的、野蛮的、直端端的渗透到其它国家的各个层面,不是根据所在国的传统文化、历史和现实情况来进行交流、融合和创新,而是从根本上侵蚀别国文化和思想的根基,对之进行文化殖民甚至思想殖民。等许多国家吃亏后纷醒悟过来时,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已经造成了。

      第五次信息传播革命:电脑和互联网的诞生和应用

      人类在越来越先进的信息传播革命的引领和推动下,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与上一次信息传播革命发生只间隔了很短的时间,随着1946年电脑诞生,第五次信息传播革命开始了。

      在起初,电脑只能是作为少数人进行科研或办公的得力工具,对绝大多数人的帮助并不很大。但当1990年代互联网这个可“一网网尽全世界”的超级信息工具横空出世后,世界从此就变了模样。

      与前几次信息传播革命中的信息工具相比,互联网的非同凡响之处在于:1、以人为本。广大普通民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各种单向信息的受众。网民们不仅拥有可随意在网上选择或索要任何信息的主动权,而且还有可上网互动的参予权甚至创作权。2、是重要的民生基本需求。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特有的开放、平等、宽容、高效、便捷且低成本的特性,极受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最为普通大众所需要。3、是一种超级学习工具。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特有的高效整合与集成的功能对于全民终身学习非常的重要!4、是进行社会监督的超级工具。互联网彻底打破了信息垄断的现象,让人类所有的公共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透明。在网上要想阻止大众对真相的了解和对真知的掌握,将几乎绝无可能。5,是一种超级凝聚剂。他不仅能高效地促进国家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更能消弥文化差异,更有效地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族群。6,是启民智、聚民智的最佳工具。成熟的网民只想在海量信息中最快地选择最优质的内容。他们也喜爱和创作者互动,共同推进,做出更好的文化和思想产品。人们将享受到空前规模的思维盛宴;人类的智慧将得到空前程度的大激发、大提升!7,互联网催生的电子商务将有效提升数千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新增上亿新型个体商户,创造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总之,互联网能渗透到人类的所有领域,快速地给每个领域以巨大的冲击和颠覆性的变革。在互联网的联结下,人类渐次展开的超大规模的劳动协作和社会协作将改变世界的一切。互联网的超强聚合力将把神权、金权、政权、媒体及知识界中未异化、未堕落的先进成分与最广大的民众网聚起来,形成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力量。人类也将进入由这个力量来决定其发展的方向和品质的新时代!

      如此重要,如此神奇的互联网自然令无数人如醉如痴。没有任何人组织或号召,早期的网民们争先恐后地竞相为互联网的发展无私地奉献着他们的才智和热情:互联网的许多关健技术由个人之间合作完成,许多内容由个人编辑或上传。1991年,技术尚不成熟的互联网刚粉墨登场,网民数即急剧增加,在5年之内,仅有约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网民数竟从60万人上升到4亿人!1995年,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战略性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后,互联网在发达国家更是很快高度普及。并且户均带宽从kbP级到几M级,再到几十M级,已持续多次升级,其中尤以在“货币战争”——实质是“智力战争”中吃了大亏的日本,韩国,更是率先把普及100M级超高速宽带至每户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目前正全力抓紧实施。随后,欧洲、美国也加速跟进,英国今年甚至抛出在4年内建设“无纸化国家”的高明计划。

      历史早已证明:在信息传播革命的步伐上落后那怕半代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与领先者竞争甚至对话的!但是,作为最需要互联网;具备最适合互联网大发展的市场条件;在当今全球互联网大发展中最具优势;也将在互联网大发展中最为受益的中国来说,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在各个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却大为悬殊:发展了15年,普及率才百分之二十几;网速慢,服务差,价格却很贵;应用以娱乐为主;内容多低俗化成分;监管部门认识不足、举止适当。现实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有点沮丧。

      世界已经发展到最关键的时代。刚开始的中华民族的复兴适逢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超越欧洲的复兴,带给人类更大的福祉,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

      中华民族的复兴面临的来自内部、外部及头上、脚下的困难和挑战举世罕匹,根本不可能像欧洲的复兴有很宽松的环境和几百年的充裕时间。因而非常需要中华民族充分拥抱甚至引领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并更善于聚全民之智、之力及全人类之智、之力,才能成功。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欧洲的复兴必须依靠当时最先进的信息工具一样,如何迅速大力发展互联网并且更好地应用好互联网这一21世纪最先进、最具革命性的信息工具,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来说极为重要,并且刻不容缓!

      那么,谁来引领这场中国当前急需的最重要的革命呢?!

       

        (本文完成于2010年5月,有下划线的部分添加于2011年4月19日,这样做更详细、更清晰的论述是为了避免误伤别人,误导读者。我的读者,请你务必谅解我!)

      本文系作者原创,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

      资料来源: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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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谁来推动彻底改进世界的最伟大变革?!(中篇)

      4.电讯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有价值的信息或新知识的传播突破时空的能力提升了成百上千倍,成本却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信息流动不仅瞬息万里,而且可跨越国境、广泛覆盖、无处不在。人类(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文明交流传播不仅快速高效而且方式也逐步多样化、立体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西方国家体系内的信息交流传播不断快速高效地向下渗透并横向大力扩展:文化教育快速大面积普及;电化教育使西方实现了“最优化教育”,也使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可惠及更多的人(1939年美国就用电话来开展远程教育,受益者众多。);电子印刷术与国家对教育全面普及的高度重视使西方许多人可以泡在书堆里惬意地阅读;广播、电影和电视让即使是不识字的贫民也可以大量吸收、感知外部的知识和文化。

      先进的电讯传播以强感染力和许多简短却能胜过千言万语的直观影像,高效地对无数社会成员产生着强烈的冲击和心智影响。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期刊使广告及品牌传播成为一个大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体育从少数人观看的赛事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庞大产业。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信息交流传播的软、硬件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步入更良性的循环:宽容的品质被越来越多的人尊奉,更宽松包容的环境逐步形成,还催生了一个新兴事物——媒体。

      媒体的出现不仅使社会增加了一个大产业,在民主国家它还依凭不断受到启蒙的、数量巨大的公众的支持,成为社会中很重要、很强大的监督、制衡力量——  “第四权力 ”。社会的良知们通过媒体、出版社不断揭露社会丑行、腐败、暗箱运作等,成为社会的高效社会净化剂:从揭露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到揭露社会阴暗面(“扒粪运动”),从揭露政府官员贪腐到推动民权运动,从叫停越战到揭露总统暗箱操作的“水门事件”。一直战功赫赫,深受大众信任。媒体更是人们进行信息、新知、文化、思想、科学交流的立体大平台,西方国家很早就已开始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乃至国家在国防、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放在媒体上供全体国民乃至国外人士讨论,以便最广泛地听取意见、汇集众智。生怕出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情况(真是中华民族祖先的好学生)。

      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先进的电讯传播工具还是凝聚人心,稳定国家、激励国民的定海神针,罗斯福的“炉边谈话”,邱吉尔的激情演讲、肯尼迪在电视上英姿勃发、激情四溢的形象都引领着美、英两国人民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被永远地载入史册。

      软硬件俱佳的信息交流传播创造出优良的文明生态环境。在优良的文明生态环境下,思想、文化、科学之树枝繁叶茂,不断结出硕果: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科学方面知识的增长愈来愈快,基本上十年左右就要翻一番。有人统计得知,人类史上全部知识总量的约90%都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产生的。一时之间,在人类文化、思想、科学的天空上,西方满天繁星闪耀,令人目不暇接。至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西方学者在惊呼“信息爆炸”、“知识大爆炸”现象的出现。 

      良性、高效、低成本、广泛、深入而密切的信息大交流大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文化、思想、科技、价值观、情感联结的大发展。西方国家的民众再次大幅度提升了文明程度,在各方面的能力也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生产力大发展。一战、二战的漫天炮火不仅把全世界化为一片焦土,使许多国家的财富灰飞烟灭。也把殖民者、垄断资本家长期掠夺和西方人民祖祖辈辈辛勤劳动所积累的巨量财富,加倍地消耗殆尽(德国直到2010年才把一战、二战的巨额战争赔款基本赔付清。)。但是人类在二战之后很短的时间就重新快速繁荣起来。

      2.劳动协作更为广泛深入和有效。大型公司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资源,不仅富可敌国,能量更大得惊人,在经济、科技、创意与文化等方面在全球都最具活力。

      3.社会协作更为广泛有效。能够支撑起社会大厦的力量更为多元,除媒体外,公司联盟、知识界、改革后的宗教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国际组织愈来愈多,规模和作用也愈来愈大…….。与传统的政权、金权、神权形成更均衡的社会管理结构。

      4.情感联结更为紧密。过去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因为国家、民族间的利益争夺而经常厮杀得血流成河的欧州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正大步走向统一,一个全方位的超大统一体——欧盟正在逐步形成。即使是曾被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重重地伤害过的犹太人也和新体制下的德国人之间开始友好密切的往来!

      5.民智大幅提升,更具理性。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大为普及和发达,民众文化、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去暴力化、反对偏狭思想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在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的压力下,美国人反种族歧视大获成功、越战被逼停,并在全社会掀起了大规模反思的浪潮。

      6.社会思想极为多元但却很成熟。美国作为信仰和结社很自由的国家,也曾出现过拥有十万党员的纳粹组织、流行过麦卡锡主义(大肆反共的)、种族主义(三k党)、流行过类似于法轮功之类的极端宗教组织、极端政党组织、传销之类的另类商业组织以及与中国文革遥相呼应的红卫兵组织…….。但都要么在民众不断的声讨下,只存在很短时间,就自行瓦解。要么没有民众跟随,门可罗雀,乏人问津。

      7.社会高度透明。上至总统府、国会、国家司法机关、下至小小的地方政府的运行均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上万乃至几千美元的贪腐都会很快就被社会发现、法办并在全国遭到声讨。

      8.很稳定、很健康、很有活力。约一亿美国家庭几乎家家都拥有枪支,但绝大多数民众却能遵纪守法、安定团结、友爱互助。这在绝大多数国家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9.先进价值观的确立,上世纪中期以前,“四海一家、人类和平”的观念在西方思想界就已逐步树立。西方许多较大的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所服务的对象都是全体人类,特别是全球的贫民,联合国成立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国们从殖民主义、全球大战到强调全球合作、全球责任,“全球史观”、“地球村”观念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全球文明交流融合形成一股潮流。

      这些国家能在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政党和政府的治理下这么好地发展,充分说明这些国家提升民众文明程度的先进性与超高效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西方广大民众再次在先进的信息交流传播全面提升文明程度后能创造多么伟大光辉的成就。林语堂早就说过:“全世界的人类在皮肤下面都是相似的”。正常的人都知道,地球上的人种是没有优劣之分的!西方国家能如此遥遥领先于落后国家,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先进、良性的信息交流传播对西方民众文明程度的提升居功至伟!

      而那些没有及时凭借先进的信息交流传播来提升民众文明程度的国家,民众依然愚昧、落后、野蛮,依然过着“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马克思语),比如,自我封闭的的满清王朝时期疯狂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

      而那些把先进信息交流传播工具这种“国之重器”集中掌控在少数人的掌心中摆弄的国家,则在专制与封闭的管制下,或陶醉或盲从,集体趋于同一化思维,集体陷入偏狭、畸变和疯狂。二战的三个罪魁祸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无一不是在扼制住媒体、知识界、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后而得以带领狂热的人民犯下邪恶罪行。

      1941年8月份,当时希特勒的铁蹄已经差不多把欧洲踏平了,日本人在亚洲也是横行无阻,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全世界的上空。这时候,在汇集了整个盟国思想界的认知以后,罗斯福的团队在海中一支舰队上和丘吉尔的团队秘密进行了三天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发表《大西洋宪章》。在这里面,贤哲们站在哲学的高度来总结了人类历史,认为全人类最应该优先受到保障是“四大自由”,其中就有三条是关于人类的文明交流传播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最后一条是免除贫穷的自由。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东欧、亚洲的诸多国家凡是轻视甚至践踏先进、良性的信息交流传播的国家全部堕落,给本国人民带来灾难深重的浩劫。对世界则是贡献很小,拖累、麻烦却很大。无一例外。最为鲜明的对比例子是西德和东德,韩国和朝鲜,同文同种同地域,但隔着一条“国界线”却完全是天壤之别。

      5.互联网时代。为了避免“认知代差”(或认知鸿沟)将社会撕裂;为了把不断膨胀的巨量信息综合集成在同一个平台,被每一个人轻便地掌控;为了让散布在全球的几十亿人大幅度跨越时空障碍在同一个平台便捷高效地,最广泛、最充分、最深入地进行文化、科学、思想、智慧的大交流、大碰撞,开展更高效的劳动协作和社会协作,实现情感的更紧密联结,互联网应运而生。

      对于已经错过前两次信息交流传播的国家来说,互联网时代是再也不能错过的机遇。即使在被动应对“互联网大冲击”的国家,年轻而伟大的互联网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力度让他们发生着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巨大变革。相信有心人对此早已有深刻的体会。

      与前几次信息交流传播革命中的信息工具相比,互联网的非同凡响之处在于:

      1、网民正成为网络的中心、网络的主人。互联网首先轻易而快速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在交流传播上存在已久的“深刻的不平等”,民众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各种单向信息,可以隐身的他们在网上会如愿拥有“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主权”,民众将逐步真正主宰自己的思想自由。依靠灌输、训导而轻视交流、互动的社会教化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2、是提升民智、汇聚众智的最佳工具。成熟、冷静的网民只想低成本地在巨量信息中最快地选择最真实而且最优质的内容。不求真求实、精益求精并且注重速度的文化人、思想者将很快被网民抛弃。传统媒体和文化、思想界的从业人员已经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从未有过的紧迫感。在短时间内,先知先觉的创作者通过和网民们互动、共同推进,已经做出更多优质的文化和思想产品;体制外的文化、思想者们则更是深感“网恩浩荡”,许多人也已经依靠网络结出不少硕果;在众网民的表达中还存在着无数的闪光点,也正等待有心人去挖掘、整理、集成,未来也必将震动世界;传统的文化、思想权威中的先进成员体会到网络魅力后“与网俱进”者也正不断增加,正不断隐蔽地融入网民队伍的洪流。全人类的智能正因此不断得到空前程度的大激发、大提升!互联网将快速进化成全人类的巨型超智能大脑,任何传统群体的智能在它面前都将相形见绌、不值一提!

      3、是进行社会监督、制衡的超级工具。在“人人可做媒体”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将很快彻底打破信息垄断的现象,让人类所有的公共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透明。在网上要想阻止大众对真相的了解和对真知的掌握,将几乎绝无可能。那些不正常地按照法律、制度、规则来行事者将每日都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千夫所指”,坐立难安。在强大的互联网的协助下,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将较快地建立起来。

      4.是更高效的社会净化剂。在很短的时间内互联网和媒体合作所揭露并打击到的阴暗、丑恶现象已超过前几十年的总和。实现了媒体从业者几十年努力也未达到的目标。对于当前“无处不假,无货不假”的中国,没有比国家让互联网把十三亿中国人都武装起来,形成无处不在的“电子眼”,并通过“有法必依”来快速净化社会的办法更有效的了。

      5.是一种超级学习工具,高效、便捷却成本最低廉。学校教育属于短期教育,许多在教育上先进的国家正不断指出它的局限性。对于落后国家早就已经沉疴在身的教育,要改进、完善至先进国家上世纪末的水平并达到普及,尚须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和耗费大量资源、财富。这,十来亿人民是等不起的,隐患也是巨大的。钱学森老早就曾经在百忙之中倡导过将电子、信息技术广泛用于社会教育,他指出:“全体人民都要有一个很高的认识世界的水平”,“当今世界知识的创造速度非常高,数量大、一日千里”,“人民的思想跟不上,就乱了套,无所适从”。互联网特有的便捷高效地整合与集成的功能对于全民学习、特别是终身学习非常非常的重要!

      6.是一种超级凝聚剂。他不仅能高效地促进国家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更能消弥文化、思想、信仰差异,更有效地融合世界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族群,走向“天下大同”。

      7,互联网催生的体系庞杂的电子商务将有效提升数千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新增上亿新型个体工商户,解决数亿人就业,主要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开创一种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全新商业文明。

      8.互联网的超强聚合力更将把所有权力性组织中的先进成员与最广大的民众网聚在一起,形成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力量。网络不仅能网聚每个阶层、每个组织的人,而且他们可能来自全球各个角落。他们在网络上跨越组织、阶层、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等传统藩篱,随机但又坚定地聚合在一起。网络实际上正在形成人类的第二个世界。所有传统大中型权力组织:神权、金权、政权、媒体及知识界、公司,都正被撼动,被改造。凡是与“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合作、共享、责任”的互联网精神不适应或不相容的权力性组织都将被颠覆被抛弃。人类也将进入由这个最强大的力量来决定其发展的方向和品质的崭新时代!——激荡人心的崭新时代!

      总之,互联网能渗透到人类的所有领域,快速地带给每一个领域以巨大的冲击和颠覆性的变革。在互联网的联结下,人类渐次展开的超大规模的各种协作和联结将快速彻底地改变世界的一切。人类的这次大变革将产生的是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上一次信息交流传播(电讯传播)的伟力和效果。

      关于这些,《大趋势》、《世界是平的》(碾平世界的动力)、《数字化生存》、《未来之路》、《维基经济学——(网络)大规模协作改变一切》、《微博改变一切》、《互联网进化论》……..等很多著作有着更多更好的阐述。

      当前,多种巨大挑战正让人类正面临着一个“百万年大变局”:巨量人口仍不断膨胀、资源能源即将紧缺、环境生态污染持续恶化、气候更加恶劣无常、严重地质灾害愈来愈频繁、绝不能爆发的世界战争(核大战)…….等,已经在威胁到整个星球所有生命的生存。应对这些威胁,每一个人都显得不可缺少。而只有互联网,才能把几十亿人类联结在一起、高效地把散布在全球的智慧、情感和力量网聚起来应对。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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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谁来推动彻底改进世界的最伟大变革?!(下篇)

      总论:大道至简

      构成宇宙的也就物质、能量、空间、时间、信息这五大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构成了对生命而言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

      人类是所有生命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对人类来说,这五种基本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物质、能量、空间(陆、海、空)这三种资源对于人类总在不停快速增长的需求来说,总是远远不够。因此,数百万年来人类对这三种资源的竞争从未停止过。稍微严重的情况下,就是冤冤不解的暴力斗争、甚至血淋淋的战争。

      至于时间,上天很公平,给予每个人都是一样多,而且很充裕,但是时间就像无情的流水,总是一去不复返,很不容易留住。特别是有些关键时机更是稍纵即逝,造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民族与国家民族之间巨大的差距。

      而信息资源则非常非常独特而神奇。1、即使对于目前数量达几十亿之巨的人类来说也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反而愈取愈多;2、具备无限伸缩性和包容性,哪怕是一条信息也可供无数的人同时分享;即使供无数的人反复分享也不会减损半分,反而愈用愈新;3、来挖掘的人越多越广为好。因为每个人的角度总是有一些差异,挖掘出来的信息会变得更具多样性而且更丰富多彩。4、人类在挖掘这种资源时,欲望越强烈、开采面越宽、越深入当然收获越好,但不用担心破坏生态、引起失衡等等副作用。5、人类在开发、集成浩瀚无涯的信息时更愿意采用合作的方式,更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与责任,也真正能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梦想般的原则来交换和分配它们。因此信息正是推动人类高效进行增量改革、真正走向和平的巨大动力和最可靠保证。6、取用的成本最低却效益最高、见效最快且永久受益。

      所以,纵观整个人类史,只有信息交流传播的大变革才对社会进步具有最大的推动作用。最先、最积极参与信息交流传播大变革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明的程度都高。在国家、地区间的竞争中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拥有的是压倒性的、居高临下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是不可逆转的!

      信息交流传播的变革是所有变革中最重要的增量改革,是最需要合作的变革,是最能促进和平的变革,是大多数人最受益的变革,是整体共赢的变革。人类史上其它所有的变革只可以“救一时之弊”,而唯有信息交流传播变革可以称为“千秋定论”。

      在展开所有变革之前,必须首先展开信息交流传播的变革。如果把顺序给弄颠倒了,则其它所有的变革都是劣质而且短命的!都逃不掉:陷入困境——被迫仓促革命或改革——再陷入困境——再被迫仓促革命或改革——再……..,这样的恶性循环。这种历史例证太多而且清晰!(令人惊叹的是,在《周易》中,中华祖先早就有类似的阐述和告诫!)。

      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史警示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只有人性中的的信息精神才具备最大价值,一点也不能无人性地压制、扼杀人人的思想自由,必须要努力培育自己珍贵的宽容品质,竭尽全力创造宽松包容的信息交流传播环境。更必须要重视先进信息工具的大力发展、普及和正确运用,否则,国家付出的代价将是最为巨大的。

             我们已知道,信息交流传播状况决定着群体的整体认知水平。这里暂举两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封闭、落后的信息交流传播会造成怎样的认知代差:

      1.对科学的重要性的认知。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科技发明与创造成果的约70%都是中国人所贡献,古代欧洲的贡献相对而言就很少了。大约16、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洗礼的欧洲开始推崇科学、崇尚知识、尊重思想。弗兰西斯·培根大声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则认为人类的强大和存在的价值都在于人要进化思想。这些认知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牛顿去世的时候,全英国的贵族以给他扶柩为荣,全欧洲的名流蜂拥伦敦。来自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在国葬现场为牛顿送别。他更向社会发出呼吁:“凯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 、克伦威尔等撼动世界的征服者和政治家都远比不上牛顿这样杰出。牛顿这样的人物才真正应该站在最伟大人物之列”。

      之后,更多的思想家不断地对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进行研究。西方国家各界都对思想和科学的运行规律非常尊重,尽力为思想和科学创造最好的文明生态环境。即使在贫穷年代和各国不断进行战争的战乱年代,也是如此。所以,1945年,二战尚未完全结束,人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拉开大幕。美国从1961年开始推出气魄宏伟的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年7月20-21日,“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成功登上月球,首次实现人类踏上月球的梦想,为全人类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西方10亿人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

      1968年,“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大思想家之一”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众多学者们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在人类史上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

      中国在这方面却落后很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有了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科学的知识得到普及,久被忽略的科学精神开始受到重视,那些有品质的学术活动,那些思想灿烂的时辰,一时激荡人心”。然而,这种势头很快因为日本的入侵而不幸夭折。之后是时间长达好几代人的全力以赴的战争和继续革命。

      1968年时,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度,几亿中国人还正手举红宝书,在“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思想指导下,以无知者无畏的疯狂,畸形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此时,绝大多数科学家正被视作“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开始被关牛棚、暴力批斗、游街示众,许多人因受尽凌辱被逼自杀。用几十年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科学队伍被整得七零八落,元气大伤,“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工作一度全面停顿。

      20世纪80年代初,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开始有了不小的影响。其时,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已基本结束。为了夺取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在研究和制定新的科技发展计划,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国家强盛的战略重点和关键措施。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科技立国”计划等。前苏联也推出了研究计划。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徐徐拉开大幕。

      眼见世界高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1986年3月,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名直接向中央最高层提出了建议和设想:“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两天后,老人家邓小平作出批示,“863计划”于是得以诞生。但直至1988年初,老人家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予以充分肯定后,宣传部门于是才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到了1995年,中央进一步把科教兴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这才开始全民大兴科教。

      2.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智慧的认知。

      中国能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中华文化——吴建民。

      在世界所有民族中,只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几千年中连续不断地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最为丰厚、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早在17、18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十分推崇,比如莱布尼兹、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其后不断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研究。

      1918年,梁启超远赴欧洲游学,满心热切地希望向西方学习强国富民之道。正在对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欧洲学者却告诉他,倡导“和”与融合的中华传统文化更值得研究并加以发展、加以弘扬。于是在1920年,梁启超返回中国,从此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专心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并在1925年和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四位大师执教清华国学院,“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在当时,清华国学院一开始便声势浩大,震动海内外学术界。后来,却因为战争和连续不断的革命而化于无形。十年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毁损。1969年10月7日,这位“中国近三百年来最有学问”的大师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而在遥远的英国伦敦,1972年,英国历史学大师汤因比已经在与日本文化大师池田大作展开对话,这位曾经有点傲慢的汤因比大师代表欧美学术界宣言:要继续推动世界发展必须学习中华传统文明与犹太文明中的精华,此后,西方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

      但是中国直到19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提倡学习传统文化,和进入21世纪后相关人士及中央领导层的推动,宣传部门才开始大力宣传,中国大众才开始逐步掀起国学潮。2009年,清华大学再次兴办起国学研究院,开始对自成体系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座大富矿进行小规模梳理、探采。此时,距梁启超们开始振兴国学的时间已经过了70多年了!

      类似的认知代差还表现在对以下问题的整体认知:人口膨胀、土地不足与粮食危机(洪亮吉、马尔萨斯18世纪就提出“人口论”,马寅初1957年又再次提出《新人口理论》但……),环境污染问题(1962年,蕾切尔·卡逊为人类奉献出《寂静的春天》,其中文版早在1979年就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然而其遭遇是寂静的,直至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寂静的春天》之后,才开始引发读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全球史观(西方学者上世纪中期就已建立学术体系,中国学者在21世纪才开始有少许著作出现),资源能源紧缺问题(《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但中国1984年才出版这本书。形成较大影响则是在上世纪末。)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金融竞争、文化竞争、话语权竞争、创新机制、工业化、知识(创意)经济、全球化……等。

                                结语:互联网的呼唤

      几千年前的呼唤:

      几千年前,全球只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的重大意义认识深刻。中华祖先中的圣贤们早就对信息交流传播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知,最迟至商朝末年达到了最高峰。

      “文王拘而演《周易》”时,周文王就已把他和周族知识分子共同探讨过的这个理论反映在《周易》中:他们对先贤们流传下来的《易经》64卦重新编排了顺序,把阐述交流传播(含启蒙教化)的《蒙卦》的顺序,排在《周易》的第四卦,紧跟在《乾卦》(天)、《坤卦》(地)、《屯卦》(万物初生)三卦之后。就表示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的原始洪荒时期,紧接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高度重视交流传播,通过提升交流传播能力来帮助人类提升智能、去除蒙昧、密切各种协作与强化情感联结 。该卦还生动地描述了人类之初(语言)交流传播及启蒙教化的情形、指导原则与伟大功用。《蒙卦》的后面一卦才是《需卦》(饮食之卦、等待之卦)。

      《周易》是中华民族“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智慧中的智慧”,在中华文化中地位最为崇高。所以《周易》中对于交流传播的崇高地位的推崇是高屋建瓴式的指导原理,是针对国家民族这个大群体的发展战略的,是“道”。而“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论述,则是针对个体、家庭的具体而细微的治理措施(也契合古时教育无法普及,文盲遍地的实际),是“术”。即使是管仲也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各有所指。

      接下来,对于文字的产生,《周易》和《说文》里则写道:“上古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由于有了文字固定地表达,一切都有依据和规范,于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中华民族的祖先还深刻地认识到当时文字的力量可以使得“天雨粟,鬼夜哭,龙为之潜藏”。这就是说,文字的伟大力量,可以让人民生产力提高,生活得到改善;让鬼、怪等邪、恶、虚、伪的势力惧怕、颤栗、哀嚎,社会得以净化;让社会变得透明(万民以察),使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有所敬畏、有所收敛。

      对于文字的产生,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希腊人均把它归功于神。只有古代中国人将文字的发明功劳归之于人自己——仓颉。中国古代对”人”的定义是:有历史典籍、文献,并能把历史典籍、文献当作学习工具和镜子以自省的动物。那些没有历史典籍、文献的部族,虽有语言,能使用工具“劳动”,都只能算野蛮动物,其邦族称号在汉字中都从犬旁。因此,古代汉族知识界所称道的“人”实际上相当于现代话语体系中的“文明人”。而所谓的“非人”,相当于只按动物本能苟活的“野蛮人”。

      因此,提升更多直至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文明”程度,用文明来“化成天下”,特别注重传承及反省、极为宽厚包容,倡导以人为本、“视民如伤”、天下大同,强调各民族文化及情感的交流融合与升华……。则一直是“社会的良心”——历代公共知识分子牢牢谨记、代代传承的伟大使命!

      认知决定行为。正是因为中华祖先对文明交流传播的功用认识正确而且深刻,古时中国人对推动文明交流传播的发展高度重视,不断创新。并且以高水准的文明交流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全面领先:《周易》中尊崇文明交流传播的指导原则与竹简的研发使用开创了一个“百家争鸣,群贤并起”的大时代;汉高祖刘邦粗鲁却大气的风格与纸的研发使用,推动了大汉文明的出现;雕版印刷术与千古明君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及主动学习融合外来文明的宏大气魄催生出盛唐气象,旷世罕有的“三宽”皇帝赵匡胤与泥活字印刷术的研发使用让宋朝诞生了中华科技、文化的两个最高峰,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文明王朝。

      看看周、汉、唐、宋,您就会明白传播学大师们为什么要感概万千地说“古时中国人在传播的文明程度上是怎样的让西方人所望尘莫及!”了。

      即使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非常动荡,战乱不断,政权更迭平凡,由于人们的信息精神和思想自由未受到什么管制,当时“社会的良心”和“社会的大脑”们仍然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科技、文化的两座高峰。

      但可惜的是,到了元朝,在刚刚学会能造一点蒙古字,基本没文化的蒙古族权贵实行的等级制度的统治下,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朝,心胸狭隘、暴虐多疑的明太祖朱元璋实行的独具明朝特色的特务统治及其衍生出的蛮横专制统治再次给予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一记重击。自大的清王朝为了便于维护专制统治及为了处理好敏感的族别冲突问题而实行文字狱统治与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又第三次给予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一记重击。几百年下来,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与中华民族于是只好一路衰落,直至崩溃了。足以令人扼腕长叹!痛惜!所有这些史实,绝不是巧合。哪有那么多巧合!(更详尽阐述只能另用专题)

      来自西方的回应:

      几百年前,信息交流传播的变革在文艺复兴中的伟大作用则让西方人体会很深,有许多学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培根、马丁.路德、雨果…….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阐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对这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深刻。

      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已经出现了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库尔特·卢因,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卡尔·霍夫兰。集大成者则是“传播学之父”——犹太学者施拉姆。之后传播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崛起于西方学术的殿堂(由于已有相对极为宽松包容的交流传播环境,西方传播学主要着重于从技术层面探寻传播学)。于是,“西方学术界把(交流)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不断有大量的学者涌进来对它进行研究和完善、发展…….,一时之间著述多如牛毛。1960年代,“继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麦克卢汉更是因早早作出“电子媒介(将)延伸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整个世界成了地球村”的惊人预言,被尊称为“信息社会的先知”。随后,学者们指出,传播系统已经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三股社会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在上世纪末,许多学者更进一步,已经认识到信息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呼吁把信息的交流传播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比如《大趋势》系列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西方人普遍把铅活字印刷术称为西方“文明之母”。1996年初,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人类最近1000年的杰作,获选的最伟大发明就是铅活字印刷术。比尔.盖茨指出:铅活字印刷术西方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快速复制书籍的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加快了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播、积累,并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为了快速推进和大力扩展全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事业,“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以拥抱全人类的伟大情怀放弃了可以和比尔.盖茨比肩的巨额财富及拥有庞大商业帝国的荣光,把他开发出来的万维网免费推广到全世界。

      再次的呼唤:

      “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首先要处理好那么大量的信息,哪一个信息也不能漏掉。”——钱学森。信息活动对于人类来说具有首要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

      “信息活动支撑一切,支配一切”是贯穿宇宙万物演化、生命进化、人类发展进步的重大规律。这个重大规律,西方国家已经有许多人看得很清楚。在中国,也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它看得更清楚。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变革不断地推动人类各种变革的历史大潮浩浩汤汤,是不可违逆的。区别就在于你是被别人用绳索栓着拉进全面互联的时代,还是自己积极拥抱互联网,全面主动地参与进去。积极拥抱互联网、全面主动地参与进去,才既能充分为自己争得权益,也为人类,更为子孙后代作出应有的巨大贡献!

      作为重要大国的一员,作为享有几千年悠久文明传承的中华十多亿子孙们,历史的荣耀早已经归祖先。当我们在“我以我的中国血统自豪”的时刻,请务必效法祖先的智慧,牢记祖先的教导,遵照“天下大同”的理念,向全球各个先进的文明,全面虚心地学习,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力争不要再做中华祖先的不肖子孙。

      比如向近几百年来最重视信息交流传播的犹太民族学习:仅一千多万人口,除了掌握的信息资源比多数民族多外,啥资源都没有,长期寄人篱下,饱受百倍于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大脑结构也没有不同;但却有着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及同族协作、情感联结的优良传统的高度尊重,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对推动先进的、良性的信息交流传播具有最独特的感悟和最高的智慧。这个近几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在近两三百年来奉献出的大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约二百位之多(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一位)。

      按人口比例,有几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以人口数量计算应该涌现上万名同级别的大学者、大师才对。(如果果真如此,不仅中国的文明和富裕程度与如今有天壤之别,全人类的文明程度也将平地起高楼,达至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中国在近两三百年来,还没有出现过对整个人类有贡献的大思想。

      没有互联网,我们的时代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发展好互联网,我们的时代将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界尊敬的领袖们,互联网都在向您们发出大声的呼唤:请感恩互联网!恳请您即刻参与进来,帮助完善这个论述;并通过书籍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一切信息工具、以一切方式展开立体密集的大传播,共同来对全社会再进行一次更有力、更彻底的大启蒙!恳请您带动更多的人,大家共同竭尽所能来推动互联网的大发展与全民普及,让这个世界尽快变得更为美好吧!!

      中华祖先在历史的天际正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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